由重重透鏡看過去，長期被扭曲，很不容易看清楚的歷史現象之一，是周朝的“國”。古史上的關鍵事件，是秦始皇統一六國，而這一事件又是從春秋就開始的國與國爭斗兼并的最高峰。東周開端時，封建制的體系里有幾百個“國”，然后“國”的數字一路減少，到公元221年，只剩下最后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那就是“秦”。

　　但“國”是什么？“國”長什么樣子，我們真的知道嗎？想到“國”，講到“國”的時候，我們心中很自然地浮現的圖像，是疆域國家，也就是可以在地圖上畫出每個“國”的領域，“國”與“國”之間有疆界，從這里到那里屬于這“國”，過了這條線，則屬于那“國”。

　　關于戰國時期，大家都知道“戰國七雄”，也幾乎都知道這“七雄”是秦、齊、楚、燕、韓、趙、魏，還知道這“七雄”的地理分布，秦在最西邊，齊在最東邊，楚在最南邊，燕在東北，韓、趙、魏則是從原來的晉分出來的，處于中間偏北的區域。

　　但往前推，推到春秋時期，有一個相應的代表性名稱，是“春秋五霸”。“春秋五霸”的概念，其實和“戰國七雄”決然不同。

　　“七雄”指的是當時僅存的幾個主要的國家，“五霸”說的卻是五個人——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莊王。“七雄”可以用地圖概念標示出來，這七個“國”差不多就覆蓋了當時的中國。但“五霸”不是，“五霸”的政治勢力，不是疆域式的。

　　這中間牽涉了從春秋到戰國，很不一樣的“國”的形態。那個時代，有很多“國”錯落分布在這塊地方，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國”的所在，但“國”與“國”之間沒有明確的國界。

　　過去一百多年間，有過幾位真正下苦功的學者，如顧棟高和陳槃，他們將先秦史料徹查過，一條一條比對，想辦法還原畫出古地圖來。他們找到了許多春秋時期有記錄的“國”，在地圖上把它們標記出來，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修正觀念，那就是春秋的“國”數量驚人，在數百之譜。

　　然后到了1943年，侯外廬先生首先提出了一個關于“國”的新理解——城市國家說（侯外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這是什么？侯外廬主張從西周到春秋，文獻上所提到的“國”，其實就是一個“城”，是一個“城”的體制，而不是常識中有領土，領土中有村鎮分布的形態。

　　侯外廬提出的意見，在中國撼動不了根深蒂固的傳統看法，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反而是在日本，有兩位研究“東洋史”（日本人對中國歷史的稱呼）的學者，受到了啟發，并借鑒西方古希臘的歷史，差不多同時進一步發展了“城邦國家說”。

　　這兩位學者，一位是貝冢茂樹，另一位是宮崎市定。他們從中國古代史中劃分出一段特殊的“城邦時代”。從西周到春秋中期，中國分成許多單位，每一個單位，諸侯之“國”和大夫之“家”，是一個個獨立的城，借由封建制讓這些獨立的城聯結起來，構成了周朝的政治系統。

侯外廬

　　《戰國策·趙策》中記錄了一句話：“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這句話顯示到戰國時代，人們仍然留有對于之前“城邦時代”的記憶，而且清楚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環境，與之前時代的差異。

　　我們當然不必認真相信古代有“萬國”，“萬”只是用來形容數量眾多的概數。和戰國時相比，原來的“國”數量一定是極多的。《逸周書·世俘解》中記錄武王伐紂，一共滅了99個“國”，自動臣服的有652個“國”。古文獻里也多次提到，武王第一次發兵翦商時，大會孟津，來了“八百諸侯”。這些數字，都顯示了那個時代的“國”一定不大。對應《戰國策·趙策》中的說法，那么一個“國”的規模，是每一邊幾百米的墻圍出來的城，城里住著頂多萬人左右的居民。

　　這樣的主張，在后來出土的周朝考古遺址中，進一步得到了證實。例如1998—2000年在河南焦作挖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北邊的城墻長295米，另外三邊都是270米長。城墻的高度約9米，城基最寬的地方有5米，城上方則大約3米。

　　綜合文獻和考古資料，我們能夠重新整理這一段古史。之前提過，新石器晚期，可能在夏人手中，有了夯土技術的突破，開始了較大規模的城墻工程。夯土需要動員大量人力，也就同時促成了中國國家組織的第一步關鍵擴張。早期的夯土城墻規模較大，周朝以后的，反而變小了。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

　　早期只有少數掌握特殊動員能力的部族，才有辦法筑城。筑城是一件少有的大事。能組織、安排筑城的部族，擁有高階的統治地位。然而隨著夯土技術的普及，再加上統治形態的改變，到了周朝，筑城已經不再是多么稀奇、多么了不起的事了。較邊緣的地方、較少的人，都知道如何筑城，都有能力為自己筑一座城。這種條件下筑起的城，規模就不會那么龐大驚人了。于是，有一個時期，在中國這個地域范圍內，大家競相筑城，兩三百年間，絕大部分聚落都重新規劃了自己的居住區，改造為以“城”為中心的居住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