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軍人是中國歷朝歷代軍人中最為特殊的群體。從軍事上來說，他們與其他時代的軍人一樣擁有嚴格的選拔和考核標準，而且在軍事科技的輔助下擁有強悍的戰斗力。與此同時，他們還前所未有地深度參與了城市的綜合管理，而且正是因為數十萬的禁軍及其家屬才有了北宋東京城市商品經濟的繁榮。但是，自宋代開國以來“重文輕武”的國策，讓宋代軍人長期被文人士大夫階層所壓制，在國家大事上失去了核心話語權，無奈中選擇了在市井繁華中自甘墮落，醉生夢死，最終斷送了大宋的江山。

　　“選兵”堪比“選美”：軍人的顏值巔峰

　　如果說中國歷史上來一場軍隊顏值的pk，那么毫無疑問會是宋代的士兵傲視群雄，因為宋代自立國之初就將軍人的身材作為軍人選拔的重要依據。根據《宋史·兵志》的記載，宋太祖趙匡胤曾親自挑選出軍中的一些士兵，稱為“兵樣”，然后把他們派到各地，以他們為標準招募士兵。后來，改成用木棒去測量士兵身高，稱為“等杖制度”。根據士兵不同身高分等定級，然后分配到對應的部隊中。北宋的禁軍分為上、中、下三軍，“捧日、天武、龍衛、神衛”四軍為上軍，統稱“上四軍”，等級最高，等杖標準也最高，俸錢也最多。等杖標準在各個時期都有變化，宋真宗祥符年間（1008年-1016年）“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為五等”，也就是將身高1.7米到1.8米分為五個等級。

南宋鎮墓武士浮雕

　　好的身材意味著好的體魄，這是基本邏輯，但具體到分配時還會有更多的要求。以弓箭手為例，宋仁宗年間，龍衛、神衛殿前指揮使要求弓射一石五斗，即88.8千克的臂力；御龍直、御龍骨朵子直、東西班帶甲殿侍等要求一石四斗；東西班殿直，捧日、員僚直、天武、龍衛、神衛諸班直等一石三斗；員僚、龍御、騎御馬直要求一石二斗。我們所熟知的岳飛“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不到二十歲的年紀就能輕松拉開187.5千克的弓。

《事林廣記》中記載的“步射總法”

　　沒有達到禁軍標準的士兵被分配到廂軍服雜役，比如“壯城軍”負責修筑城池，“作院軍”負責制造武器，“橋道軍”負責修路造橋，“船坊軍”負責修造船只，“裝發軍”負責后勤運輸，“河清軍”負責河道治理等。但也有從廂軍中選拔禁軍的例子，如宋仁宗慶歷七年（1047年），“諸路募廂軍及五尺七寸已上（1.77米以上）者，部送闕下，試補禁衛”。即便是禁軍，如果表現不好的話也有可能被降為廂軍，據《嘉泰會稽志》記載，“禁軍有退惰者，降為廂軍，謂之落廂”，另據《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記載，宋神宗時規定，開封府和京東、京西路禁兵“馬軍教習不成，退充步軍，又不成，退充廂軍”。

　　千里漕運，十里連營：禁軍塑造的都城

　　北宋初年，宋太祖借鑒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將天下的軍隊都聚集到國都東京。根據《宋史·兵志》中的記載，宋太祖開寶年間（968年-975年）禁軍人數為19.3萬人，宋太宗至道年間（995年-997年）為35.8萬人，宋真宗天禧年間（1017年-1021年）為43.2萬人，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年-1048年）達到頂峰82.6萬人。由于軍隊冗員過多，在此之后有所裁減，維持在60萬左右的規模。禁軍除了拱衛京師，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戍守邊郡。自宋太祖到宋神宗所采用的“更戍法”，禁軍分駐京師與外郡，每三年定期輪換。與此同時，朝廷還將所有禁軍家眷留在京師，嚴防在外禁軍反叛，即便對于手握重兵的將領也不例外。王鞏《隨手雜錄》中記載，大將潘美每次帶兵外出，“留妻子，止攜數妾以往，或有子，即遣其妾與子歸宗，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根據《文獻通考》的記載，“既己募民而為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讬（通‘托’）于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于官府之籍”。只要是當了兵，家屬也要跟著一起住進軍營，因此禁軍及其家屬占了東京城人口的相當一部分。王曾瑜在《宋代兵制初探》推斷，宋仁宗時期的禁軍總數大約有十七八萬人。據《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所載“其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即帶家屬的禁軍耗費相當于三個單身士兵，再結合宋代官方按照小孩和大人1:2的配給比例，東京城禁軍及軍屬總數大約有七十萬人。《文獻通考》中記載軍人家屬“行不得為商，居不得為農，而仰食于官”，也就是說如此數量龐大的人群并不能自給自足，而是完全依賴朝廷的供給。據《續資治通鑒長編》中“大人日支一升，小兒半升”推斷，七十萬人口每年大約需要消耗四百萬石的糧食。但是據《宋會要》記載，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直到宋徽宗崇寧年間仍未恢復，所以擁有發達的運河水系的汴梁成為宋朝統治者最終的選擇。

北宋東京城運河水系

　　東京城的運河水系由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組成，除金水河主要用于城市水源外，其余的三條運河都兼有漕運功能，其中五丈河通齊魯，蔡河通陳、潁、許、蔡、光、壽等州，而最為重要的汴河則通江浙之地。《宋史·河渠志》中記載，“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至東南之產，百物重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輸京師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內外仰給焉。”除少數年份外，北宋的年漕運量都維持在六百萬石，其中四百萬石供給禁軍及其家屬，另外的兩百萬石則供給東京城里的廂軍、工匠，以及作為國家的戰略儲備，與直接由商人經營的糧食一起供應給東京城的普通百姓。除了糧食，其他重要的物資也都通過運河經濟、便捷地從全國各地源源不斷地運往東京。

　　除了糧食，數十萬人口的居住也是一大問題，但幸運的是后周世宗留給大宋的是一座嶄新的城市。根據《五代會要·城郭》的記載，后周世宗時期“而都城因舊，制度未恢，諸衛軍營或多窄狹，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別筑羅城，先立標識……其標識內，候官中擎畫，定軍營、街巷、倉場、諸司公廨院。務了，即任百姓營造”，對唐代汴州城進行了大規模規劃新建，后來直到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東京城始終都沒有增修擴建。根據《宋會要》中的記載，“宋朝置禁旅于京師，處則謹守衛，出則捍境，故擇諸爽塏（排水良好的高地），列屯相望”，在城中地勢較高的地方，軍營連成一片。宋太宗統一全國后，南唐、吳越和北漢的降兵和從地方選拔上來的士兵紛紛調入東京城，禁軍數量急劇增加，內、外城沒有地方了，便將一些軍營設在了城外。

　　治安消防，糾察防疫：禁軍守衛的都城

　　為了管理上百萬萬人口，特別是其中禁軍及其家屬占據了絕大部分，宋初的統治者設立了城市綜合管理機構——“廂”，并由禁軍中的武官主管廂務。“廂”始于五代時期，各個政權的軍隊在城市中駐扎時以“廂”為單位，形成了不同的防區，后來宋承五代之制，以“廂”作為城市管理的基本單元，并形成了“廂—坊”二級城市管理結構。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詔改京城內外坊名，舊城（即內城）內，左第一廂二十坊，第二廂十六坊，右第一廂八坊，第二廂二坊；新城（即外城）內，城東廂九坊，城西廂二十六坊，城南廂二十坊，城北廂二十坊”。后來，由于人口規模的快速增加，在新城之外又設立了京東三廂、京西三廂、京北二廂和京南廂。

　　除東京外，全國的主要城市如并州、錢塘、溫州都設有廂，南宋之后，設廂城市更多。廂作為城市的綜合管理機構，只有人口數量達到一定規模的城市才進行設立。需要注意的是，廂是由禁軍管理的，與廂軍并沒有直接關系。

　　“廂”承擔了多種社會職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維護城市內的治安和消防，如《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元豐五年二月，“開府言左右廂收留罪人數多，狴牢窄隘”。又如《宋會要輯稿》中記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六月，詔在京人戶遺火，須候都巡檢到方始救潑，致枉燒房屋，先令開封府：今后如有遺火，仰探火軍人走報巡檢，畫時救撲，都巡檢未到，即本廂巡檢先救。”都巡檢是廂巡檢的上級，火災發生后必須等都巡檢抵達現場下達命令才能開始救火，以至于貽誤了最佳救援時間，所以后來規定廂巡檢可以擇機先行撲救。在東京城，每個廂會有許多派出機構——軍巡鋪。根據《東京夢華錄》中的記載，“毎坊巷三百歩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収領公事；又于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兵官百馀人”。除此之外，廂官還負責發放社會救濟、防治公共疫情、協助水利治理、維持科考秩序、糾察假冒偽劣商品、調查戶籍人口等公共事務。

　　為了處理如此龐雜的公共事務，每廂除了禁軍士兵外，還設有所由、廂典、街子、行官、書手等文職職位。“所由”負責房契、稅契等票據，以及過往商客的官防事宜；“廂典”負責與訴訟有關的法律條文的引用和解釋；“街子”負責維護街道秩序，丈量地界；“行官”負責監督各行各業的商鋪；“書手”負責處理一些雜務。正因為有如此多的文官事務，武官處理起來并不擅長，所以天禧四年（1020年），朝廷開始由推、判官（推官處理訟獄之事，判官掌管文書事務）分掌左右軍廂，加強了文職官員對廂務的管理。

　　神弓床弩，科技強兵：冷兵器時代的巔峰

　　在成書于宋仁宗時期的《武經總要》里，首次出現了“火藥”的記載，說明宋代進入了冷熱兵器共用的時代。但是當時的熱兵器尚處于比較原始的狀態，殺傷力方面還未能與冷兵器抗衡，因此冷兵器依然是宋代戰場上的主角，而且可以說是冷兵器最后的巔峰時代。

　　宋代的兵器生產主要通過官府的作坊進行。北宋的兵器作坊按照供應對象的不同分為內廷和外廷兩個系統。內廷如斬馬刀局、鞍子所、御前生活所等，所用工匠都是從外廷作坊選調的高手，所造兵器除了供應宮廷和賞賜臣僚，還作為法定的兵器式樣下發給外廷。外廷則主要承擔了在京和諸路駐軍的兵器制造任務，其中東西作坊“掌造兵器、戎具、旗幟、油衣、藤漆、什器之物”，東西廣備專門制造火藥和火器，弓弩院“掌造弓弩、甲胄、器械、旗、劍、御鐙之名物”，弓弩造箭院“掌造長箭、弩箭”。在北宋前期的時候，東西作坊有兵校、工匠7931人，北宋中葉之后有所減少，維持在五千人左右的規模，萬全作坊則有近四千人，弓弩院和弓弩造箭院也有一千余人的規模。

　　由于一直沒有能奪回燕云十六州，宋朝失去了北方上好的馬場，所以在戰斗中騎兵的數量和質量上都無法與遼軍相抗衡。對于機動性極強的騎兵而言，弓弩手是對其進行壓制的最佳手段。憑借著發達的手工業基礎和技術進步，宋弩相較于唐弩性能上有了極大的提升，不光是裝填速度大大提高，距敵五尺之外（1.5米）仍能發射，而且涌現出各式各樣的多人弩，極大地拓展了弩的射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神臂弓和床子弩。

　　神臂弓發明于神宗朝，根據《宋史》中的記載，當宋神宗看到它能“射二百四十余步（注：1步=1.536米），入榆木半竿”，即距離370多米遠便能射入非常堅硬的榆木，當時就“閱而善之”，從此“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玉海》中也有記載，宋徽宗稱贊它“射遠攻堅，所向無前”。自問世以來，神臂弓就立下了赫赫戰功。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圍攻東京城，當時的兵部侍郎李綱就是靠神臂弓和床子弩帶領廣大軍民擋住了金兵的進犯。就連金軍大將金兀術也十分忌憚神臂弓的威力。也正因如此，宋軍對這件神器的使用有著嚴格的限制，只有“步軍弩手第一等”才有資格“兼習神臂弓”；而且神臂弓的毀損丟失是要受到流放等重罰的。

床子弩之一，“以七十人張，發一槍三劍箭頭，射及三百步”

　　床子弩是宋軍的另一大殺器，與神臂弩只需一人操作不同，操控床子弩往往需要幾個人來配合。《武經總要》中一共記載了七種床子弩，最多的甚至需要70個人同時操作，所以宋人茅元儀在《武備志》中評價道：“斗子、床子等弩，雖最強，然費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戰也。”通常大型的床子弩用于守城，當東京保衛戰打響的時候，金兵攻城時，三弓（床子）弩“一發而貫三人”；小型的床子弩也隨軍出征，比如《武經總要》中記載的宋太宗設計的平戎萬全陣法，就記載有“每一地分用戰車一乘，兵士二十二人……六人掌床子弩二”，只需要三人操作。

　　花天酒地，腐敗成風：軍人斷送的北宋

　　宋朝超過一億的人口紅利讓國家并不缺乏擁有強悍體魄的士兵和指揮才能的將才，也不缺乏新型的軍事科技發明。但是，自宋太祖開國以來“重文抑武”的國策直接導致武將群體受到來自文臣的壓制，重要的軍隊指揮大權落入了文臣甚至宦官之手。宋代的皇帝更希望有才干的武將能把心思放在享樂上，于是便無法避免地造成了軍隊自上而下的腐敗。

　　在朝廷的默許下，宋代武將過著地主一般的生活。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時曾勸石守信等開國將領：“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于是此后石守信“專務聚斂，積財鉅萬”。上官融在《友會談叢》中談到另一位開國功勛米信，慨嘆其“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月算，何啻千緡”。到了南宋初年，根據《宋代要錄》和《宋會要輯稿》中的記載，武將張俊“（年）收租米六十萬石”，相當于當時最富庶的紹興府一年的財政收入。在張俊去世后，他的子孫將淮東路真州和盱眙的田產捐贈朝廷，一共有三萬七千多畝。作為主戰派一員的韓世忠也是“蒙賜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歲收數萬石”。

　　除了坐地收租之外，宋代武將還經營酒坊等商業活動，甚至利用役使麾下的兵士干私活。比如《趙清獻公集》中就記載了宋神宗時期，陜西禁兵“其間至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端名目，多是主帥并以次官員占留手下，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另外，武將還通過虛報名額吃空餉。據《宋會要》中的記載，“有其名而無其人，則有所謂虛券者；有其人而非其真，則有所謂詭名者。而掌兵之官又或與軍校輩利其衣糧，而私有之”。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自澶淵之盟后的宋遼一百多年的和平時期，禁軍的數量卻不降反增，同時也解釋了北宋末年，當金兵圍攻東京城時，號稱有二十萬駐守的東京禁軍實際數量卻只有三萬人。這種“虛券”、“詭名”所帶來的軍費支出也給國家造成了極大負擔，宋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宰相富弼不禁慨嘆：“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軍可謂多矣，財可謂耗矣！”

《清明上河圖》描繪的軍巡鋪中準備押送酒水回軍營的禁軍士兵

　　雖然宋代的高級將領擁有優厚的軍俸，而且可以兼并土地、經營別業，但是絕大部分的底層士兵的軍俸只能維持全家甚至是自己的溫飽。據《樂全集》中的記載，“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身之費，若有妻、子，安得不凍饑？”因此，底層軍士為了生存也做起了小買賣。宋人蘇舜欽曾描寫道：“出入無時，終日嬉游塵市間，以鬻伎巧，繡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習以成風，縱為驕惰。”（《蘇學士文集》）有些因為兼營他業賺了錢，便花錢雇人去代替自己服軍役，歐陽修在《原弊》中就指出了這一現象：“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可想而知當時的軍紀廢弛到何種程度，于是便有了《清明上河圖》上沒有士兵把守的望火樓和城門，三個赤身露體的禁軍士兵卻出現在孫記正店旁軍巡鋪一堆酒桶后，他們應該是剛喝完酒，正準備將這些酒運回軍營。

　　成也軍人，敗也軍人

　　宋代“重文抑武”的立國之策成就了一個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也解除了自唐朝以來軍人對朝廷的實際威脅。北宋初年的更戍制聚四方之兵于首都東京，這些軍人及其家屬構成了東京城發展的人口基礎。為了供給數量龐大的人口，全國各地的物資通過運河系統匯集到東京，成就了東京商品經濟的繁榮。為了管理數十萬人口的城市，新的城市管理機構和制度也被建立起來。

　　但是，失去了話語權的軍人，無法在戰場上揚名立萬，便沉淪于市井的浮華。軍隊內部的腐敗觸目驚心，大多數高級將領借著商品經濟的繁榮和朝廷的政策優待，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廣大的底層軍士要么淪為供高級武將役使的苦力，要么混跡于市井，軍隊上下每天為了掙錢而忙碌，唯獨軍事訓練不是正事。

　　從表面上看，百萬禁軍可謂威武雄壯之師，但實際戰斗力卻被嚴重削弱。宋代的皇帝對此心知肚明，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在獲得對外軍事上的勝利后，便迫不及待地與對方主動議和，并通過向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納貢來維系和平。長此以往，在最后的生死存亡之際，軍士們縱使有心殺敵，卻早已無力回天，無法捍衛大宋的江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