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造法式》是北宋官訂的建筑設計、施工的專書，是中國古代控制營建工作的指導性則例，規定了中國古建的制度、規則與程式，是從事中國古代建筑研究的基本文獻之一。《營造法式》是宋哲宗、徽宗朝（公元1086～1101～1125）將作監李誡編修的，共34卷。在卷四大木作制度里,《營造法式》首次明確提出了中國古代建筑設計的材分模數制。

　　因循法式線索，有助于系統地認識、理解中國古代木架建筑。掌握原理，明確概念，舉一反三，靈活運用是學習法式的要點。法式學習的目的不為單純的復古仿古，還要了解中國古建設計的政策背景、技術路線、結構特征，更為重要的是推陳出新、破古立新，使之具有現實意義。《營造法式》曾一度失傳，有幸的是在近代又被梁思成先生率隊“打撈”回來。

　　本文所指的《營造法式》是公元1103年（宋徽宗崇寧三年），由宋朝工部將做監李誡（字明仲）編纂的《營造法式》經由1100年（宋哲宗元符三年）送審三年后付梓，后世所稱“崇寧本”法式是也。

　　《營造法式》是王安石執政期間制訂的各種財政、經濟的有關條例之一，以杜絕腐敗的貪污現象。因此書中以大量篇幅敘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對計算勞動定額，首先按四季日的長短分中工（春、秋）、長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為準，長短工各減和增10％，軍工和雇工亦有不同定額。其次，對每一工種的構件，按照等級、大小和質量要求——如運輸遠近距離，水流的順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軟硬等，都規定了工值的計算方法。料例部分對于各種材料的消耗都有詳盡而具體的定額。這些規定為編造預算和施工組織訂出嚴格的標準，既便于生產，也便于檢查，有效地杜絕了土木工程中貪污盜竊之現象。

　　事實上，崇寧版《營造法式》并非法式的初版，而是重修。《營造法式》的最初編纂始于宋熙寧年間（公元1068-1077年），最初的成果是宋哲宗六年而被稱為“元佑”的法式版本。這一時期正值大政治家王安石的社會改革之際，元佑版法式建立的建筑工程體例上的規范在中國建筑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但是，元佑版法式發布不及十年即遭廢止。考慮到宋朝的工作效率與生活節奏與今日遠不可同日而語，元佑版法式的命運可稱為短命。其原因是元佑版法式與建筑工程設計管理的實際要求之間存在差距，不能夠推動建筑工程設計管理的科學發展——核心的漏洞在于元佑版法式雖在技術規范上集大成，卻不能夠控制工料，即不能夠控制建筑項目實施的人工和物料成本，以致無法支持科學準確的項目預算編制。

　　宋朝政府明確查找到了這一漏洞，并果斷實施了整改——于北宋紹圣四年（1097年）詔李誡重新編修。因此，李誡著手重修法式的最主要的出發點就是《札子》中的話：“關防工料，最為切要，內外皆合通行”。在這一指導思想下，他首創了“制度—定額—比類增減”的三步式編寫體例，整合了預算控制的功能。這種三步式的步驟也直接創新了編制建設項目預算時使用《法式》的操作步驟，在實踐中有效提升了建設方對工程項目的管控，并在之后的數百年間成功指導了包括中央政府辦公大樓（宮殿）在內的大量國家、省部級重點建筑工程的實施。德國人雷德侯（LotharLedderose）也指出：“通過規定度量和工時的標準，在致力于監控并消減公共建設的開銷方面，《營造法式》為這個目的做出了貢獻。”

　　作為宋朝政府推動改革的一項整改事項，崇寧版《營造法式》的修編取得了突出的成效，其修編工作開展的路徑及其成果至今仍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首先，《營造法式》的重新修編針對的是老版本在實踐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突出問題，即預算控制功能的缺位，因此其成果具有很強的針對性，能夠直接指導實踐。

　　其次，《營造法式》的重新修編大膽創新。李誡自身雖是工程技術背景，卻能夠跳出單純工程技術的狹隘層次，從項目實施全過程的高度分析問題，同時不僅對項目前期的各項工作予以梳理，也完善了對技術文件編制階段工作的規范和指導，其圖版在工程制圖方面的創新被著名建筑史學家潘谷西先生贊為：“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制圖學方面的創意。……筆者稱之為‘變角立面圖’的新方法，……圖示效果極好，在現代建筑制圖學中也未曾見過，是一種精心構思的創新之作。”

　　第三，重新修編的《營造法式》確立的是開放的、靈活可變的導則框架，而非呆板的教條，從而為建筑創作的靈活性保留了空間。這一點可以從《營造法式》和江南民間建筑之間關系得到印證。有學者認為《營造法式》的重新編纂是廣泛采集素材的結果，而江南地區稍晚時期的建筑做法和《營造法式》接近，是《營造法式》“內外皆合通行”的印證。事實上宋室南遷平江（今蘇州）后重新刻印《營造法式》以應工程之需，在客觀上證明了《營造法式》的廣泛適應性。一如潘谷西先生指出的那樣：“《法式》只提供樣板，實際工程遠比《法式》豐富多彩”。

　　通過查找實際問題，落實整改事項，進而提高工作水平，這是數百年前的老祖宗就在采取的工作方法。《營造法式》的重新修編，不僅是我國建筑工程領域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科學發展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在實用理性主義層面上的認同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