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的起源無疑地是以農業為先導的，農業生產是文明產生的先決條件，農業文明本身就是初始意義上的文明。”儒家思想在我國持續數千年，對我國古代乃至現代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它的影響滲透到各個領域，其中在農業領域也是其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古代先賢孔子、孟子、朱熹、王陽明等均對儒家的思想有不同的論述，形成了不同的理論體系，如孔子的“仁愛”、孟子的“仁義”，朱熹的理學以及王陽明的“心學”。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文明極其發達，儒家思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運用而生的，可以這么說一部中國儒家思想發展史就是一部中國農耕文化不斷向前發展的歷史，儒家思想和農耕文化之間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農業的興盛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特征之一，由此也就孕育了獨一無二的儒家思想，為中國文明和世界文明增添了一抹亮色，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在這里我們重點探討儒家思想對我國農耕文化的影響和作用，以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我國農業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一、儒家思想與我國農耕文化之間的關系

　　事物之間是普遍聯系的，儒家思想和其他思想一樣有其產生的背景，特別是要和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儒家思想的產生切合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的價值取向，迎合了當時農耕經濟的需要，反映出了農耕經濟的發展水平，“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反映出了人們的思想價值取向必然要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中國古代社會以農業為主的小農經濟長期占據主導地位，農耕文化的興盛為儒家思想的產生提供了沃土，也為儒家思想的產生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不象有些學者所提出的那樣，儒家思想一味排斥農業，阻礙了農耕文化的發展，這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因為儒家思想的產生本身就包含了農業經濟的不斷繁榮和農耕文化的不斷興盛。即使在中國古代，農業文明也從未逃離過人們的視線，儒家思想的產生發展也一直與農業興盛息息相關。思想的產生根植于豐厚的社會土壤，而農耕文化的高度發達以及農業經濟持續繁榮為儒家思想的產生提供了這種可能。儒家思想的發展也離不開中國古代農業的發展，可以這么說中國古代社會，農業的繁榮一直在維系著社會的高速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明思想發生發展的源動力，是促進中國古代社會快速轉型的精氣神，中國古代農業的發展催生了歷史悠久的中華文明這一點早已無可置疑寫入了中國歷史。儒家思想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長期主導中國社會發展進程，標定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的坐標系，澄清了中國農耕文化的本來面目。歷史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的，儒家思想的產生與中國農業社會的一路高歌猛進分不開的，也是與中國農業發展相輔相成的。當然，儒家思想的發展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農耕文化的大步向前發展。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意味深長，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農耕文化俏麗身姿，曾幾何時，儒家思想從未脫離過農耕文化的影響，可以這么說，“天人合一”、“格物致知”、“致良知”、“為天地立心，為自然立法”、“陰陽”、“太極”、“道”、“天理”、“道法自然”等哲學思想的產生，都是在對農耕文化高度融合的基礎上產生的，歸納出這些哲學思想的哲學家也對農業經濟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古代社會有著深刻的認識。

　　二、儒家思想對我國農耕文化的深刻影響

　　儒家思想既然和農耕文化之間有著如此緊密的聯系，那么儒家思想對我國農耕文化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呢?其實，說到儒家思想對農耕文化影響問題，上面也探討過儒家思想是在我國農業發展到一定水平后產生的，這一點已毋容置疑。我們知道，作為朱熹哲學思想的組成部分“相數學”，就對我國古代天文歷法作過深入細致的研究，提出了許多對我國農業發展十分有價值的科學技術哲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農業發展，豐富了我國農耕文化思想，不僅這樣，朱熹的重農開源以及井田貨幣思想就包含了十分豐富的經濟思想，并在南宋時期就提出了民生之本在農、關注貧富懸殊、適當減少農民稅收、以及貨幣流通等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緩解社會矛盾的思想，這對于調動當時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促進南宋農業生產發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從中我們也看到朱熹這位宋代理學家對農業的高度重視，以及對當時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的深刻洞察力。朱熹在我國古代哲學家中僅僅是對農耕文化有著深刻情結中的一位，孔子、孟子等中國古代思想家對民生的關注有過之無不及，民本情懷是我國古代儒家學者一以貫之的思想，他們以憂國憂民為己任，他們以倒民解懸的使命感、以舍我其誰的勇氣和智慧，主動承擔起教化國民，優化社會風氣，塑造國民形象，把成圣成賢作為人生的終極追求，不要說在中國古代社會，即使在高度發達的當代社會仍然就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國生態思想傳統強調人與萬物的價值都有一個共同的創造源泉，人必須尊重萬物的價值并維持好世界的價值秩序，由此派生出人類對天地萬物和自然系統的道德義務。”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在某種程度上講，就是因為這種思想扎根在農耕文化如此深厚的中國古代社會，經過孔子、孟子以及朱熹等偉大思想家等精心詮釋，這些寶貴的哲學思想，就像一個強大的永恒磁場深深地吸引著中華民族，成為中華民族的最根本的文化基因、道德載體，與此同時，這種內生的文化基因、道德載體也和中國的農耕文化相得益彰，形塑著人們的心靈，在與農民的生產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升華，從而形成極富凝聚力的中華民族精神，儒家思想跨時空的影響力、輻射力對農耕文化推動促進作用自不待言，但是它能夠就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卻是令人難以置信，以致中華文明成為全世界唯一不曾中斷的文明，中華民族精神成為中國人民無堅不摧的力量，每當民族面臨危急存亡的關鍵時刻，這種作用就會愈加凸顯，而且能夠起到力挽狂瀾的作用，這種儒家思想的精神內核在促進農耕文化向前發展、促進農民生產積極性以及提升廣大農民精神境界方面無疑起過巨大的推動作用，時過境遷，儒家思想的人文主義意蘊依舊在影響和改變著廣袤的農村。

　　三、儒家思想對我國農耕文化的引領作用

　　“孔子作為儒學的創立者，最早闡述了儒家生態倫理思想。他為當時的民間社會保護生態環境提供了有益的精神資源。”思想對文化的引領作用，是一道深刻的哲學命題。儒家思想對農耕文化的作用也不例外，儒家思想作為一種思潮能夠在幾千年的中國社會變遷中一直主導者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這本身就說明了這種思想的卓越與不凡，特別是在刀耕火種的中國古代社會，儒家思想在完善人民心靈的同時，也在對中國農耕文化發揮著與日俱增的影響力。儒家思想作為一種長期統治中國古代人們政治意識形態，它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可以說是一種政治哲學，屬于形而上的范疇，它與中國古代哲學的“天理”、“太極”、“道”就有在某種程度上等效。當然，農耕文化也就有形而上的意味，但是，它更多的是對形而下的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它是來源農業社會又高于農業社會的當時我國農村現實一種反應，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古代中國是個農業社會，農業在國民經濟的比重份額極大，這種長期占據統治地位的得天獨厚的優越性造就農耕文化的繁榮景象。儒家文化思想作為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起來的一種社會思潮，一刻也未停止過對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指導和引領，一直在中國農民的心靈中占據著極其崇高的地位，滲透到人們衣食住行各個方面，有形無形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儒家思想也一直在發揮自身的這種優勢，開導人們的思維，啟迪人們的心靈，引導著人們朝著成圣成賢宏偉目標前景。中國古代農村作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傳播地，成了儒家思想傳播弘揚的最重要的場所。儒家思想在規范我國古代農民的思想行為方面也就有獨當一面的作用，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古代鄉村禮儀制定的重要依據，在某種程度上具有至高無上的功能，凡是和儒家思想相違背的思想被視為異端，必將遭到無情的抵制，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更是把這種儒家唯我獨尊的思想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以致被戴震批判為“天理殺人”，應該說這是對封建集權思想發出最強有力的聲討，讓人們也感受到儒家思想也在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時俱進，當然這種思想的改變必然要反映到中國農耕文化上，這也是“變與不變”的辯證法在此得到深刻印證。

　　我們象看待任何事情一樣，要要有一份為二的思想，就像《易經》中所包含的辯證思想一樣，“變與不變”、“動與靜”、“陰陽”其實都包含在儒家思想當中，儒家思想對我國農耕文化的影響和作用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站在現代視角上，我們應當比我們的先輩有更寬廣的視野和更博大的胸懷，吸收儒家哲學思想合理的內核，注入現代文明元素，為中國農耕文化的持久繁榮、為中國農業不斷向前發展注入新的動力，這也是我們探討這個課題的根本宗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