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的治學富有通曉人文、社會、政治和歷史知識的傳統，對于科學技術卻少有涉獵。不論是先秦儒學、漢代經學、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不重視工藝、技巧和貨殖的傾向，但對于飲食卻是一個例外。在這操作性很強的知識領域，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騷人墨客，都樂于精研此道，撰寫筆記或食單，以美食著述傳于后世。

　　許多經典名著如《周禮》、《禮記》、《論語》、《呂氏春秋》、《黃帝內經》等都為飲食留下至為重要的篇章，所以中國不僅以烹飪技藝的精良揚名世界，更以悠久而豐富的飲食著述，為世人稱道，形成中國本土風格的飲食學，到明代中國飲食文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本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商品經濟的繁榮是消費生活的物質基礎，消費生活的主體不外乎衣食住行，在衣食住行的各種消費中又以飲食活動最能敏感地反映一個時代的生活水平，各階層的生活態度和享受生活的欲望，在各類消費中處于領先發展的地位。

　　宋元以來城市經濟的發展，促進了飲食業的空前繁榮，歷史悠久的蘇菜、粵菜、川菜和魯菜這最具盛名的四大菜系，真正形成規模并具有全國性的影響，是在明清時期。與此相聯系的飲食著作日益完備，主要表現在烹飪技藝的精致化和烹飪理論體系的成熟。在中國飲食理論史上公認為最杰出的經典之作清代袁枚的《隨園食單》，乃是繼承和發展明代飲食文化的扛鼎之作，所以明代的飲食理論是中國烹飪技藝和理論著述走向高峰的重要階段。

　　明王朝處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經過極度的發展走向下坡路，但又是人才輩出，學派峰起，思想活躍的時代，尤其在明中葉以后王學興起，打破了程朱理學一統思想界的局面。首創者王陽明會通儒佛道三家的心性論提出良知說，認為天理在人心，自我即是天理，極度推崇自我的功能，這對長期受理學禁錮的人心是一種釋放。

　　王學標榜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圣人同”的觀念，打破了尊卑賢愚不可逾越的界限，促使士大夫的眼光向下移，接近平民百姓，呼喚人性的啟蒙。李贄的童心說、李時珍的藥學、徐光啟的農學、宋應星的工藝學、湯顯祖的戲曲、馮夢龍的小說、朱載的聲律以及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等都以大師之才，各領風騷。

　　這些在中國思想史上熠熠生輝的一代俊杰，大都以貼近民眾，關切民生，崇尚真情為為主旨。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本是以人為主體的飲食思想，更以濃郁的人文色彩表現出新的人生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