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處境

　　在當前人類社會全球化由全球經濟一體化不斷深入發展為全球經濟、政治和文化一體化的趨勢和背景下，全球化的正負雙重效應日漸突顯。在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活活霸權中，中國傳統文化處境尷尬，而且應不民地邊緣化，中國的建筑文化在融入世界潮流的同時，同樣不可避免地受全球化的沖擊。

　　吳良鏞先生在國際建協20屆大會的主旨報告中指出：“技術和生產方式的全球化，帶來了人與傳統地域空間的分離，地域文化的特色漸趨衰微；標準化的商品生產，致使建筑環境趨同、設計平庸、建筑文化的多樣性遭到扼殺”[1]。的確，借助于科技進步和工業化生產的文化產業內涵著抑制差異的標準化特性，因而放眼全國到處可見品位不高的西方建筑仿制品，至少在城市建筑的外觀和立面上導致了“千城一面”，地域特征在逐漸弱化，這已成為中國城市建筑的一大敗筆。

　　上述現象實際上是全球化與地域文化激烈碰撞的反映。當前中國建筑界洋風盛行、本土建筑文化的歷史斷裂和臨陣失語現象是頗令人憂慮的。在全球化時代，我們不可能避免跨國經濟活動中外來建筑文化尤其是西方建筑文化的巨大影響，但是，沒有任何一種建筑文化可以凌駕于其他建筑文化之上。對獨特性的追求，并不僅僅是個體的一個本質性特點，同時也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一個本質性特點。充分表達自身的文化價值觀念，要求自己的獨特性得到尊重和認可，這不論對于個體還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都是一種最基本的最強烈的心理需求，而且是每一種文化傳統的基本權利與合法要求，也是其能夠進入多元文化對話與交流的主體性必要條件。如果將全球化等同于中國文化的“洋化”或者是“全盤西化”，無異于全面扼殺中國文化的獨特性，那將是極為有害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間的“共時性”文化抉擇，置換成各種文化間的“歷時性”追逐。王岳川認為：“文化是一個共同體的社會遺產和話語編碼，不僅有民族創造和傳遞的物質產品，還有集體的思想和精神產品與行為方式（各種象征、思想、信念、審美觀念、價值標準體系）。這意味著文化無優劣，而只有差異，并必須尊重文化的差異。”[2]雖然經濟與政治力量的強弱有可能構成不同文化傳統之間文化勢力的強弱差別，但這種差別不應當成為任何形式的文化歧視或價值優越感的充分理由。

　　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JohnNaisbitt）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悖論，即全球化程度越高，地方特色越鮮明———人們在經濟方面越是一致，越會在其它方面（如語言、文化歷史）展現出特色。如果將奈斯比特經歷近10年調查研究提出的上述悖論作為依據的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雖然表面上看，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文化變得越來越相似甚至一樣，但文化的深層內涵和結構，尤其是流淌在每個民族的心靈中、體現著不同民族特征的東西是不能被同化和淹沒的，恰恰相反，各個民族、各個地域文化的發展有可能在“共同享受”中獲得新的活力，而且，正是基于文化深層結構的穩定性，它才在全球范圍內為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而文化的多元性又使人們產生了強烈的精神尋根的需求。因此，全球化有可能取代民族或地域傳統文化的擔心都是沒有必要的，越是全球化時代，文化卻越走向本土化。

　　中國傳統建筑文化是一種根植于本土地域的獨特文化資源，它是和世界其他建筑傳統文化優勢互補，并張揚世界文化多樣性的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世界價值也正在于此。拋棄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優秀傳統建筑文化，跟在外國人的后面，對西方建筑師那些主義、流派、風格采取不加區分和消化的“拿來主義”態度，或任意對其外在形式進行簡單模仿和抄襲，是斷然沒有出路的。正如世界著名建筑師埃森曼（PeterEisenman）對中國建筑師的忠告：“你們的文化不應該跟隨西方的想法，應該理解西方的想法而不是跟隨。這也是為什么我想理解你們的文化但不跟隨。”

　　因此，文化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文化趨同或統一的世界文化、西方文化。我國的建筑文化界必須在全球化語境中確立既拒斥文化殖民主義又避免狹隘的民族文化觀的話語系統，我們要在“他者鏡像”中提出新世紀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繼承問題，而且不能落入文化自戀的誤區，要重新發掘、提煉、完整闡釋中國傳統建筑文化的脈絡及其深層結構。

　　2、在正確繼承傳統中創新中國建筑文化

　　如何繼承傳統建筑文化的問題，不能僅僅通過建筑技術手段的改進、表達技巧的提高等建筑實踐活動而得到解決，這其中不可避免牽涉到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人文方面的因素，故而從一定意義上說只有站在哲學的高度思考現代建筑與傳統文化的內在關聯，才能在深層次上繼承與創新傳統，才能在歐風美雨的沐浴中創造華夏新風。下面筆者將簡要介紹著名的國學大師馮友蘭在繼承傳統問題上所作的相關論述，或許能帶給我們不少啟示。

　　馮友蘭先生在對儒學的態度上，提出過著名的“抽象繼承”原則。他的基本意思是說傳統文化主要是儒家學說在倫理問題上、在社會治理上有一系列的準則和規范，這些東西里有封建的、不合時代要求的內容，但我們卻可以對之抽象地繼承，比如“忠、孝、節、義”等倫理規范。僅以“忠”為例，過去“忠”主要是指對皇帝個人的忠，現在我們則可以提倡忠于國家、忠于民族，即把過去“忠”的含義抽象地繼承過來，賦予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應有的含義，這便是馮友蘭“抽象繼承”的基本意思。推而廣之，儒學有很多優秀的東西，但是它所植根的社會背景已今非昔比。

　　由此可以看出，馮友蘭先生對傳統文化的“抽象繼承”態度，實際上是將傳統視為一個活的生命體，一個發展的范疇，而不是死水一潭。傳統文化的諸多方面都可以隨時因勢而變，但它的原生文明中的基本精神卻一以貫之。因此，對待傳統的正確態度是既要看到傳統的特殊性與歷史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傳統的普遍性與超越性的一面。而且，傳統中具有超越性的東西往往是抽象而非具體的，這里所謂“抽象”并不是說其玄乎其玄、不可捉摸，而是說它在過濾了具體的、特殊的歷史內容之后保持下來的精神價值。

　　在對待傳統建筑文化的態度上，同樣適用“抽象繼承”原則。德國著名史學家W·沃林格說過，所謂“抽象”，就是藝術中所要表現的對象要“異于其原型”[4]，因而，正確認識和繼承中國傳統建筑文化，不應是對前人的形式、風格和原型的簡單模仿、拼貼與借用，這樣就把“民族性”、“傳統性”簡單化、庸俗化了，而應認知與體悟其內在的精神信仰、審美意境和對空間的特殊認知，應從哲學的視野中深刻把握傳統建筑文化具有超越性的內涵，也即抽去了具體的、特殊的歷史內容與形式之后保持下來的某種精神特質，而這些精神特質有可能恰是現代建筑最缺乏的因素。對此，許多建筑大師早有精辟見解。印度建筑師查爾斯·柯里亞（CharlesCorrea）認為，對傳統建筑的繼承，實質在于找到創造出各種建筑形式的神圣信仰，“否則，在尋根的過程中，我們很可能會陷入一種淺薄的形式轉換的危險之中。”[5]日本建筑師黑川紀章則認為：“傳統有看得見和看不見兩種東西，中國化的東西到底是什么，并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用眼睛去看的，比如屋頂的形式，比如京劇，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國傳統文化。但對于看不見的思想、人的想法，這是一個感受的東西，無法用形狀來表示。把看不見的東西用抽象的方式來加以表現，找到這種表現方法，也就是抽象化是很重要的。我希望中國建筑在現代化的同時，應該有更多精神性的東西，我希望表現中國思想的建筑能夠越來越多。”

　　對此，吳良鏞先生也曾做過深刻闡述，他說：“所謂‘抽象繼承’是指從建筑傳統中：第一，將傳統建筑的設計原則和基本理論的精華部分（設計哲學、原理等）加以發展，運用到現實創作中來；第二，把傳統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來，經過抽象，集中提高，作為母題，再用到當前的設計創作中去。這樣的繼承，并非形式的抄襲或舊零件的排列組合，既有創作原理的繼承與發展，又有形象的借鑒與創造。”

　　之所以要倡導“抽象繼承”方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古代建筑史上缺乏如《建筑十書》之類的建筑理論著作與文獻，傳統建筑內涵的豐富理性與精神并未獲得明確而深入闡述，只是“隱性”地滲透在大量的歷史建筑經典中，這就使得繼承和發展傳統的前提———解讀傳統、理解傳統變得相對困難。而如果建筑師不能真正理解傳統，只是簡單模仿傳統建筑“顯性”的文化特征，而不能很好地將其“隱性”的觀念與精神創造性地表達出來，就一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繼承傳統，而且還有可能變成在所謂發揚傳統的口號下破壞傳統。例如有些地方在產業化開發中建設的若干低劣粗糙的仿古建筑，雖可在有限的范圍內營造一定的傳統氣氛，但其本身只是無生命的抄襲或復制，實際游離于當代建筑文化之外。

　　因此，中國建筑師在如何正確繼承傳統的問題上實際面臨兩大難題：第一，如何發掘、提煉并完整敘述傳統建筑文化中那些具有現代價值的“看不見的東西”，或者說準確捕捉、理解中國傳統建筑的靈魂；第二，在此基礎上如何將那些“看不見的東西”用抽象的方法加以表現，或者說應當用怎樣的方法將傳統建筑的精華轉化為足以支持與指導中國當代建筑實踐的文化資源。如果這兩大難題解決不好，中國建筑界談正確繼承與創新傳統就只能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