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惲壽平《茶山圖扇頁》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春?采茶之時

　　宋代詩人梅堯臣的詩句“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學事春茶”，告訴我們茶圣陸羽第一次明確提出采茶最好的時節是春季，并且“早采為佳”，奠定了后世對春茶的品質追求。

　　陸羽還專門提到采茶的注意事項。“茶之筍者，生爛石沃土，長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春芽是一年中的初芽，比較嬌貴，所以要趁著清晨帶露水的時候將其采摘下來。

唐 陸羽《茶經?三之造》

　　并且不是每個早晨都適宜采摘，“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必須等到晴空無云的日子才能采茶。這種對天氣和時辰的嚴苛要求以后為歷代茶農所遵循。

　　宋代，以節氣來更精確地掌控和區分采摘的時間。《宋史？食貨志》載：“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社前茶指春社前采制的茶葉。春社是古代立春后的第五個戊日，此日祭祀土神，按干支計算，通常在春分時節左右。火前茶即明前茶，因寒食節（清明前一天）禁火而得名，采摘時間為清明前。雨前茶指谷雨前采制的茶葉，已是暮春時節。

清 雨前龍井

故宮博物院藏

　　簡?泡茶之法

　　中國人很早就發現了茶席空間的四時之美，明代《茶說》：“若明窗凈幾，花噴柳舒，飲于春也。涼亭水閣，松風蘿月，飲于夏也。金風玉露，蕉畔桐陰，飲于秋也。暖閣紅爐，梅開雪積，飲于冬也”。

　　春天，在明亮的窗戶、潔凈的茶幾旁飲茶，能讓人心情愉悅，更好地享受茶的滋味。當然，在春風和煦、鳥語花香的戶外飲茶，更是別有一番意境。

明 文徵明《品茶圖》及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款識中提到：“谷雨乍過茶事好，鼎湯初沸有朋來”。

　　這種喝茶的松馳感離不開洪武二十四年詔廢團茶所引發的飲茶革命，喝茶再也不用像唐宋時期那樣繁瑣復雜，散茶沖泡摒棄了唐宋煎茶、點茶的繁瑣程式，明人改用茶壺容茶，沸水沖泡，然后再注入容量較小的茶杯飲用，茶文化也就進入了新的時期。

(傳)元錢選《盧仝烹茶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 宜興鼎足蓋式圓壺

福建省漳浦縣博物館藏

　　明人重視江蘇宜興所產紫砂壺。馮可賓在《岕茶箋》（或作《茶箋》）中明確提出：“茶壺陶器為上，錫次之”，認為紫砂壺因其天然砂料特性，具有極佳的透氣性，既不奪茶香，又能避免長時間泡茶產生的異味。這一觀點與文震亨《長物志》“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熟湯氣”、李漁“茗注莫妙于砂”等文人論述形成呼應，共同確立了紫砂壺在茶具中的首選地位。

　　馮可賓還反復強調“茶壺以小為貴”，小壺因容量小、散熱慢，能更有效保留茶葉的香氣與滋味。“每一客一把，任其自斟自酌，才得其趣”。

　　雅?品茶之境

　　明代飲茶方式的改變，也讓備茶空間更加小型化，出現了以茶爐為中心的茶寮這一專用備茶空間。《長物志》在“茶寮”一則中記：“構一斗室，相傍山齋，內設茶具，教一童專主茶役，以供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

　　茶寮設計形成標準范式：需避塵囂、近泉源、設雅器。“前置涼臺，后留凈幾”，空間功能分區趨于專業化。對于幽靜清雅的追求以及茶寮的對稱布局、茶器陳列的秩序感，都體現了儒家禮制規范，暗合《中庸》“致中和”的思想。

明唐寅《品茶圖》（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除了在室內煮茶品飲，在春日里，文人更鐘情于在大自然的山水間品茶，追求寄情于山水的理想境界。明代許次紓《茶疏·飲時》列宜茶之環境有小橋畫舫、茂林修竹、荷亭避暑、小院焚香、清幽寺觀，名泉怪石等。

明 文伯仁《品茶圖》及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因為茶寮空間不大，也直接限制了品茗對談的人數，雅集類的茶會則彌補了這一不足。其中，惠山茶會就成了江南文人雅集的典范。位于無錫的惠山泉自唐代以來就十分有名，被譽為“天下第二泉”。陸羽《茶經》提出“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惠山泉水因水質甘冽、礦物質平衡，能充分激發茶中的鮮爽，特別適合汲水泡茶。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春天，文徵明與蔡羽、王守、王寵、湯珍等好友共赴無錫惠山，登山品泉，飲茶賦詩，留下傳世名作《惠山茶會圖》。飲后只覺“識水品之高，仰古人之趣，各陶陶然，不能去矣”。好水好茶，讓他們在惠山流連忘返，并影響了后世百年，“惠山茶會”也成為了茶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符號。

明 文徵明《惠山茶會圖》

上海博物館藏

　　山間采茶，清泉烹茶，與三五知己，在柳綠花紅下，鋪開茶席，仿佛整個春天都被納入這一杯茶中。飲茶不再只是簡單的動作，而是與春天相擁的美好儀式，讓身心在茶香與自然的懷抱中，尋得寧靜與愜意，沉醉在這春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