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戰亂突起對地方政府的威脅加重時，城防建設的重要性才會凸顯出來。從嘉靖三十二年至四十三年（1553—1564）間，盡管朝廷屢調官兵迎擊倭寇，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都曾獲得過不小的勝果，但江南地區并未因此停止城防建設，城池的營造和修繕出現了一個罕見的高潮。

　　嘉靖倭亂的發生，使地方官員與士紳們都注意到了沒有城防的危險，紛紛奏請筑城。此時朝廷正好也要求地方加緊城防工作，于是，嘉靖年間因倭寇的大規模入侵，江南地區大興城防。如松江府的東北門戶上海縣，當時編戶已有600余里，殷實人家大多在市，額征米糧40余萬石，銀布之類數船可載，富商大賈四方輻輳，縣城所在居積貨物尤多，對倭寇有著很大的吸引力。由于城門之外不到一里就是黃浦江，倭寇可以利用迅急的江潮，順流而至，地方對此很難防御。基層百姓也因生活太平日久，一聞亂起，張皇無措。嘉靖年間的上海屢被倭寇劫燒，官紳商民受害的不下百余家。這顯然是因無城可守而使倭寇入侵如探囊取物。當地代表顧從禮等人就上奏朝廷，要求資助上海筑城費用，加快建立城防。上海縣城池由此得到了一次大規模的興修。

　　對于整個江南而言，受害最重的當數鄉村百姓，常因倭亂而流離遷徙，所在村落為之一空，“州縣僅僅嬰城自保”，可以認為，“大都無城者屠，城敝而不為備者陷”，所以他們更需要有堅固城防的庇護。在倭亂期間沒有陷落的府縣城市，城防工作都比較完善，也是村民們逃難的理想之地，但是仍有很多府縣城市在防護上處于衰弱狀態，需要重建城防。從嘉靖年間爆發的大規模倭亂，直至隆慶、萬歷時期的零星倭患發生，使江南地區的城防建設普遍化，城市防護群由之全面興起。

　　對于城市防護群，可以作出級別劃分，以明確不同等級的城市防護規模和能力。按照施堅雅（G.WilliamSkinner）對清代中國城市的界定，可以分出上位治所（首都、省會、府州治、直隸州治）、中位治所（府州的非附郭縣治）、下位治所（直隸州屬縣、非直隸廳治）三類。斯波義信曾參照這種分類法，研究了宋代江南的城市化形態。在這里，對于嘉靖倭亂時期江南的城市防護群的分析，也可借用這種分類方法，將府治（含附郭縣治）、直隸州治列為上位城市，普通縣治、非直隸州治為中位城市，其他重要治所（如巡檢司、守御衛所等）為下位城市。

　　1.上位城市

　　蘇州府城夙稱“雄藩”，“二八通門，水陸交錯”，水、陸城門各有8個，加上“旁邑三城，分圻而治”，城池顯得較為雄偉壯麗。完善的城防，使蘇州城在嘉靖倭亂爆發時，不必在城池鞏固上作出較大的行動。而在城外腹地有兩座敵樓的加固工作，比較引人注意。一是楓橋敵樓，位于楓橋堍下，方廣周13丈，高3丈6尺，下面以石為基，四面是磚筑，中分三層，上覆以瓦，四周置有很多孔洞可以發射矢石銃炮。二是木瀆敵樓，在木瀆鎮白塔橋南堍下，規制如楓橋。兩者都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由巡按御史尚維持、知府溫景葵、知縣安謙負責修建。這兩座敵樓位于蘇州府城外延的兩條水路干道上，楓橋在府城的寒山寺西北，木瀆在城外西南近太湖地帶，地理位置都很重要。晚至崇禎年間，府城才有一次由推官倪長圩負責的較大規模的重修工作，也表明府城長久的雄固性。

　　松江府及其附郭華亭縣城，經由嘉靖年間知府方廉發起的重修工作，延續了元末張士誠割據時期的城防規模，包括敵臺20座，窩鋪26個，雉堞3389垛。整個府城周長9里173步，高2丈4尺；池濠廣10丈，深7尺；城門4座，水門則各附其旁。城門之上都有樓，樓外還置有月城，與過去差別不大。在府城的西門外，還有一個西倉城，周2里，高1丈8尺；陸門4；濠廣6丈，深3尺多。這也是在嘉靖年間修筑的，目的在于保護漕糧。萬歷、崇禎時期都有增修。

　　嘉興府城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因倭寇突然入侵，知府劉愨親自主持繕修城池，筑了4個水門。由于府城包括了附郭嘉興、秀水二縣縣治，劉愨根據里人竇卿的請求，修城防倭，下令嘉、秀二縣各筑一半，每縣分二十四段，委派義民分別監督。城防工作不到一年就完成了。當倭寇來臨時，劉愨下令:如果倭寇聚集東門，則開西門接納難民入城；如果倭寇在南門，那么就開北門接受難民。劉氏的靈活應變措施為地方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嘉靖三十八年（1559），侍郎周際嚴奉命巡按全浙。周際嚴特別指出“城弗修，猶亡城也”，下令嘉興知府侯東萊修筑城防。次年完成嘉興城防的增筑工作，修城周達1900多丈，增高城垣1丈2尺，幫岸3尺；改建了4座城樓，重建敵樓28座；其他城防設施也全部籌備完畢。這次城防工作具體是由嘉興知縣何源與秀水知縣張翰翔負責的，公帑投入銀18649兩。但到萬歷初年，倭患程度已大大減輕，城防出現了荒棄現象，一些城垣漸漸廢圮。晚至萬歷四十七年（1619），知府莊祖誨，同知劉可訓，知縣蔣允儀、湯齊、范文若才開始議及此事，仍然要求嘉、秀二縣根據所轄地段（嘉興縣轄城垣1172丈8寸，秀水縣轄780丈7尺2寸）分筑城垣，增修箭樓、窩鋪、馬坡等設施。同年，嘉興兵備道王鍾岱又主持修護城外西北隅，幫筑石岸。天啟二年（1622），知縣湯齊、范文若再次主持修筑城垣。嘉興府城垣周長達9里13步，嘉興縣具體分管范圍自東門內馬王廟前起，由南門至小西門古井庵前止，城身共長1386丈9尺，計垛口1115個，分東門樓一座，南門樓一座；秀水縣分管范圍自小西門古井庵起，由北門至東門馬王廟止，城身共長780丈8尺2寸，城垛735個，分西門樓、北門樓各一座。這是嘉興府城分縣而修的具體情況。江南其他府城，大概只有蘇州府和湖州府與此情形類似，都有兩個附郭縣，府城都是分縣修筑。

　　湖州府城附郭是烏程、歸安二縣。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侵犯南直隸地方，湖州府城垣不但低矮，而且毀壞地方很多。烏程知縣張冕急忙下令增修，修筑了西清源門的甕門。此舉得到了唐一庵等鄉紳義民的贊同，各助銀米以濟工程，烏程縣城防從而得以加固。不久知府徐洛蒞任湖州，將湖州府所有城垣及歸安縣城重加修葺，所有的樓櫓、雉堞都得以修護一新。三十三年，倭寇入攻烏程的烏鎮、德清的新市，兵逼歸安之菱湖；三十四年正月，倭寇又入侵至湖州府境，地方居民依靠城防而未罹害。但是三十二年的城防工作仍然是很簡單的，經歷了三十四年的倭亂后，地方政府認為必須充分加強城防建設。所以在三十五年，新任知府李敏德又增修了湖州府城防，設立大箭臺7座，單臺41座；南北水關原來常受余不溪、苕溪之沖蝕，只設有3個門，單薄頹圮，此次增修就加厚城面1丈6尺，基厚1丈8尺，城身加高5尺，兩旁還各設箭臺。當然，這次城防工作仍由烏程、歸安兩縣知縣分界督造，地方士紳與殷戶也出了不少力。增修工作到三十七年八月份才完竣。

　　常州府城也在嘉靖三十四年倭夷入寇后，由知府金豪領導增修，筑合了德安、廣化兩座甕城，增設了敵樓和窩鋪，“城制始備”。后來在萬歷年間，因長期處于安逸狀態，城上的磚石維護不周，有所毀壞。

　　鎮江府晚至萬歷十二年（1584），由知府吳謙于府后附城筑垣，與城齊，以衛府治。二十一年（1593），周回城垣復加高三尺，迤北附垣，增建虛臺一座，與北固山相對。它與杭州府都在江南的邊外之地，本章將不作詳細討論。而且杭州府有其特殊性，本身就是省城，將其城防規模和防護能力與一般府城作比較，并不合理。但杭州城防也并非十分穩固，明代臺州人王士性認為其城防能力尚不及臺州府城:“十一郡城池惟吾臺最據險……又有大湖深濠，故不易攻，倭雖數至城下，無能為也。”杭城雖然美觀，但嚴州府運來的薪、湖州府的米都聚諸城外，“居人無隔宿之儲，故不易守”。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間，杭州城防在巡撫都御史李天寵的負責下，重加修固。次年倭患大警，都御史胡宗憲等人又加筑敵樓等城防設施，杭城才趨雄固。

　　2.中位城市

　　江南中位城市的數量是最多的，在嘉靖時期變化也最大。這些城市興建的所有城防工程，也是在地方行政長官的直接經營下完成的。而且嘉靖時期江南各縣的歷屆縣令很重視這種工作，因為這關系到中央與地方的雙重利益保障問題。

　　例如，在倭亂產生后，蘇州府地方由巡撫歐陽鐸、巡按陳蕙、蘇州知府王儀主持尚無城防的沿海州縣城池的修建工作，首先考慮的是昆山縣城，從嘉靖十七年（1538）始，用了一年的時間就順利完成修筑磚城的工作，到三十三年，知縣祝乾壽重新負責增固城防。再以嘉定縣為例，嘉靖十五年（1536）知縣李資坤增開北水門后，于十九年（1540）知縣馬麟又主持增筑城上土墻，以備海寇；到三十二年（1553），知縣萬思謙改筑磚堞；后知縣楊旦重筑東南隅，增東門月城，4座城門各建城樓，并置敵臺、守鋪。

　　許多縣城最初都在嘉靖倭亂時期建成。如嘉善縣城，于宣德五年（1430）分縣后一直沒有完善的城防。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內侵，巡撫王忬因知府劉愨的倡議，奏請筑城，由嘉興府通判鄧遷主持，三十三年十月興工，次年三月竣事，水門、陸門、城壕、月城、箭臺、敵臺、望樓、窩鋪等設施畢具。

　　其他如平湖、崇德、桐鄉、青浦、上海、崇明等縣城，也在此時建成。（詳參表73）如平湖縣，飽受倭寇的侵襲，“東西南北，無不被殘傷之地，無不被荼毒之民”。最后在地方駐軍的配合下，重筑了城防，“筑城開河”，以至數月以來倭寇不敢再犯，“居民得保室家”。像上海縣，在嘉靖三十二年根據顧從禮等人的奏請，松江知府方廉主持開展了筑城工作。嘉靖三十六年（1557），同知羅拱宸又在城門四處加筑敵樓三楹，并沿城垣增加箭臺20座，城濠也設了土墻，另外在三處特別要害的地方專置高臺層樓，即萬軍、制勝與鎮武三樓。

　　至于顧從禮的奏疏，可以揭示江南很多像上海這樣設縣之后無城墻防衛的城市的存在形態以及筑城的重要意義。主要內容如下:

　　江南數郡頑民，率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琉球、日本、滿剌、交趾諸番，往來貿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賴以富饒。遂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開設縣治，至今二百余年，原無城垣可守。蓋因立縣之際，一則事出草創，庫藏錢糧未多；一則彼時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販易之輩，武藝素所通習，海寇不敢輕犯，所以雖未設有城池，自然亦無他患。……太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盜起，滿縣張皇……縣官以倉庫為憂，百姓以身家為慮，驚惶錯愕，手足無措。……近來嘉靖戊子等年，屢屢被賊劫燒，殺傷地方鄉官商人居民，不下百有余家。蓋因賊自海入江，乘潮而來，乘潮而去，劫掠城市，如取囊中，皆由無城可依之故也。伏望皇上軫念府庫錢糧之難聚、地方百姓之可哀，乞敕工部、都察院會議，如果臣言有可采，轉行南直隸撫按官親履地方，相度基址，選委賢能官員，趁今秋收歲晚，務閑之際，開筑內外峻壁城垣，以為經久可守之計。

　　當然，相較內陸的很多城市，上海縣城處于邊海之地，居于海陸交通的樞紐，更需要加強海上防衛。無城可依的狀態需要徹底改變。

　　至于江南筑城的建材，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已經普遍啟用磚石。由于磚筑的費用明顯高于土砌，所以必須有充足的經費來源。地方政府的解決辦法，一般都是向朝廷申領公帑，以敷修城工程的全部費用。如崇明縣城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知縣唐一岑領導筑成的土城已不能應付時需，次年即由巡撫周如豐向朝廷申領帑金4萬兩，從而將土城改筑成了磚城。崇明磚城是從這時開始才有的。有的地方還采取官、民結合，共同承擔修城經費的辦法，即修城費用中的五分之三由官方負責，其余五分之二則由民間措辦。如嘉善縣，在嘉靖三十三年開始的所有修城工費銀35800兩，就是這樣分派的。

　　江南地區一些富庶的紳士義民都很支持政府的修城行為，畢竟這使他們在倭亂時期免受更多的侵擾，對個人利益不無裨益。如常熟縣，在嘉靖三十二年知縣王鈇負責重筑城防時，有位富民譚曉就義輸4萬兩白銀幫助筑城。又如江陰縣，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由巡江御史馮璋領導修固城防，甃磚為面，幾成三分之一，但仍未能盡撤土而為磚。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經費不足；到嘉靖三十一年，倭患已經擾及浙中地區，地方政府馬上組織力量進一步完善城市的防護，修復了“北隅之缺”。有個義士黃鑾，專門輸6000兩白銀作為修城之資，造城達300多丈。靖江縣城雖然是土城，但在嘉靖八年（1529）因“海寇猖獗”就開始增設20所警鋪，到嘉靖二十二年，改筑磚城，正是應和了當時江南興起的筑城運動。由“富民”分領官帑，負責修筑工作。可見，城防的鞏固工作雖然由官方主持，但是社會力量的支持，則可以使之得到更多的保障。

　　總之，倭亂促進了朝廷、地方與民間三方面力量的聯合，而由共同利益促成的這一聯合，在筑城固防工程中得到了具體體現，同時也表明在江南城防工作中民間力量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