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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一直都有類似考古學的針對古代器物的研究。但受技術條件限制，大多只能通過古董上的文字對史實進行考證。
據《史記·封禪書》記載：「少君見上（上，指漢武帝），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柏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器。」說明當時已經掌握了一些對古銅器鑒定的技術。
在《漢書·郊祀志》中，記載提到張敞考釋鼎銘的古文字，也意味著利用古董研究古文化的做法在漢代就早已存在。
春秋早期的青銅器子仲姜盤，附有銘文
到南北朝時，梁元帝輯錄了一大批碑刻文字，稱《碑集》，共100卷，被認為是南北朝時期內容最豐富的古文物專著。
南朝碑文
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引用漢碑一百篇，魏碑二十篇，也可算作是利用古文物進行了考證。
但總體上說，兩漢至隋唐的上千年間，提及古文物的著述雖然不少，考據卻不算精準。考古作為一門學問，尚未得到系統的發展。
古代考古學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出現在宋代。由于古代發現的竹簡等文物數量較少且不易保存，金器玉器和石碑占出土文物的大頭，因此宋代以來的考古研究被稱為「金石學」。「金」即指金屬器物，「石」即指石刻碑文。
相比前朝，宋代金石學更加系統完備，也更加繁榮。據《金石書目錄》所記，宋代金石學家有載者22人，著作30種。楊殿珣《宋代金石佚書目》中列出的只知書名的佚書便達到89種，足見宋代金石研究之盛。
與現代考古研究類似，宋人在研究金石學的過程中，非常重視利用古文物對史實進行考證。例如，歐陽修的《輯古錄》卷四《魏受禪表》有論：
按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而此碑云「十月辛未受禪于漢」。三家之說皆不同……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禪代，大事也，而二紀所書如此，則史官之失，以惑后世者，可勝道哉？
歐陽修結合古碑文和《后漢書》、《三國志》等文字史料，詳細論證了漢魏禪讓的具體時間，并推出史書有誤的結論。
又如，宋人趙明誠的《秦泰山石碑考》有論：
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模以歸。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于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巡遠黎」;史云「大義休明」，而碑作「著明」;史云「垂于后世」，而碑作「陲于后嗣」;史云「皇帝躬圣」，而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而碑作「體順」;史云「施于后嗣」，而碑作「昆嗣」;史云「具刻詔書刻石」，而碑作「金石刻」，皆足以證史氏之誤。然則斯碑之可貴者，豈特玩其字畫而已哉！
泰山秦刻石
趙明誠通過對秦代石刻和《史記》的對比考證，發現司馬遷的《史記》其實存有不少謬誤。
宋亡之后，元代的金石研究陷入了一個低谷，這一方面源自儒生社會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是社會文化使然。
明代因為承襲了元代的風氣，雖略有起色，但其金石類著作在水平上遠遜于宋代，金石大家亦寥寥無幾。
直至清代，金石學方才呈現出復興之象。有清一朝，金石研究的著述豐富，且內容擴展至錢幣、封泥、璽印、兵符、畫像、古鏡、陶器等諸多領域。據統計，目前已知的清人所著金石類書籍多達一千二百余部、五千七百多卷。
清代發現的甲骨文殘片
在研究內容方面，清人和宋人一樣，也非常重視利用金石學補闕正史。清人孫星衍在其《京畿金石考》中就認為：「夫金石實一方文獻，可以考證都邑、陵墓、河渠、關隘、古今興廢之跡，大有裨于政事，不獨奇文妙墨，足垂永久。」試圖靠金石學補充古文獻的不足之處，進而起到對政治的借鑒作用。
再加上清代金石學所涉范圍更廣，其成就更在宋代之上。尤其是清人羅振玉對甲骨文、漢晉簡牘以及敦煌遺書等領域的收藏和研究，檢驗了《史記》等古代正史的記載，對后世的考古研究以及國人的精神世界均造成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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