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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袁靖作為連任委員，在今年兩會上共提出六個提案，其中三個事關考古工作，有人稱他為“考古代言人”。
努力做好境外考古工作
袁靖認為，十多年前，中國考古學家開始主動走出國門，在境外開展考古發掘工作。迄今為止，中國考古學家已經踏入的國家數量達到十多個，這是中國考古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壯舉，境外考古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趨勢。
境外考古突破國門的界限，在更加廣闊的地域內，通過研究發掘出土的遺跡和遺物，科學地探討人類古代文化在不同的時空范圍各具特色的發展進程，為中國學者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生動地講述精彩的歷史故事奠定基礎。相信通過研究人員的持續努力，必將徹底扭轉中國學者只能講中國考古，對于中國境外的考古研究沒有發言權的被動局面。
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目前的境外考古也暴露出一些需要盡快解決的問題。比如，我國境外文物考古工作大體上屬于各單位自己籌集經費，各自為戰，缺乏必要、有效的管理和指導，帶有一定盲目性。2017年赴蒙古國進行考古發掘的單位就有5家，由于沒有合理的分工協作，項目實施效果不佳。再比如，由于地處國外，國家對于相關考古工作的進展情況沒有采取有力的管理措施，有些單位在境外考古中沒有很好地貫徹落實國家文物局制定的發掘要求，工作質量如果長期得不到切實保證，必將影響境外考古工作的順利開展，產生極為不好的負面影響。
袁靖建議，一是境外考古應明確定位為國家行為。
境外考古隊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考古都是代表了中國的形象，作為國家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的主管部門，國家文物局應該承擔起組織和管理此項工作的重任，可以考慮安排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相關科研教學單位參與策劃和協調。在進行統一指導的過程中，既要注意引導境外考古隊具有整體戰略意識，也要注意對每一個境外考古隊的學術目的和研究隊伍嚴格把關。國家文物局可以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從事考古、科技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的相關人員參與工作，保證每個項目的科學質量。另外，境外考古隊的每一位成員在國外都是中國人的代表，大家都要增強榮譽感和使命感，有一種擔當精神。
二是中央財政要為境外考古買單。
迄今為止，除個別項目是由國家提供經費外，絕大多數均是由各個科研機構或大學提供經費支持的。這樣做固然是發揮了各個單位的積極性，但是，并非每個單位都能確保持續不斷的財政支持。如果經費不能持續到位，必定會影響工作，從而不利于樹立中國的形象。因此，為保證項目的順利進行，財政部和國家文物局應該劃撥境外考古的專項經費。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要形成互動，逐步形成地方承擔、中央與地方共同承擔、中央承擔這樣三種方式，中央財政提供最終的保障，從根本上解除科研人員的后顧之憂。
三是境外考古發掘和研究必須貫徹科學精神。
考古發掘的方法雖然是相同的，但境外考古畢竟是走出國門，所在國當地在千百年的歷史滄桑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特征和風俗習慣，這是需要認真對待的。境外考古要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制定的行業要求和標準開展工作。境外考古還應該掌握當地的語言，中國的境外考古隊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學習。
四是境外考古要促進民心相通。
境外考古事關文化交流與合作。境外考古隊要通過與當地人民群眾的日常交往，增進相互了解，提升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文化交流與合作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境外考古通過研究遺跡和遺物來重現當年絲綢之路的真實歷史，而“一帶一路”建設則展示了互通有無、共同發展的現代價值。歷史的啟迪和現代的需求融為一體，有助于在各國人民群眾中產生正能量。境外考古還應該全面深入地了解所在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等現狀，增加感性認識，加深對這些國家歷史的了解，拓寬我們的視野，從獨特的角度為中國認識世界和世界認識中國貢獻力量。
袁靖指出，文物保護法對基本建設考古工作相關內容做出規定。國家文物局、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財政部1990年頒布的《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經費預算定額管理辦法》，對考古取費各項內容及標準進行了規定。相關法律法規雖指出基建考古取費必要性，但并未對取費性質作出明確規定。1996年，國家計委、財政部印發《關于取消部分建設項目收費進一步加強建設項目收費管理的通知》，將考古調查和勘探費作為建設項目收費予以取消。后在國家文物局的力爭之下，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關于建設項目涉及的考古調查與勘探費問題的通知》，要求建設單位及時支付基本建設考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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