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是一個膾炙人心的諺語。這個諺語究竟從什么時候開始的？為什么單稱蘇杭為天堂？為什么蘇杭并稱、蘇在杭前？這些都與歷史有關。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說法始于何時？

　　范成大《吳郡志》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范成大是南宋初年的人，至少南宋初就流行這樣的諺語了。到明代，郎瑛的《七修類稿》中引這個諺語，卻變成“上說天堂，下說蘇杭”。盡管《吳郡志》和《七修類稿》所載都是把天堂和蘇杭聯系起來，可是措詞和今天流傳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略有不同。到底“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說法始于什么時候呢？

　　清代翟灝作《通俗編》根據劉燾的《樹萱錄》說：“員半千有莊在焦戴川，極風景之勝。里諺曰：‘上有天堂，下有員莊。’”以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諺語是從員莊的諺語仿來的。劉燾是北宋人，他所記的員半千是唐開元以前人。員半千在唐高宗時上書自陳：“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史書說他有清白之操，居然有一所像天堂一般的莊子，引起一些人的艷羨。可是一個私人的莊子，能傳到幾代？能有多大影響？不知何人把“員莊”二字換成“蘇杭”，意義便不同，流傳也久遠了。

　　從這里我們可以了解，從天堂——員莊到天堂——蘇杭，有個過程，最早當在唐中葉以后，和詩人白居易有關聯。白居易先做杭州刺史，后做蘇州刺史，他對杭州的風景，贊嘆不絕于口，對蘇州的景物，時時詠之于詩。如詩集中《和殷堯藩侍御憶江南》詩：“江南名郡數蘇杭，寫在殷家三十章。”又《詠懷》一首：“蘇杭自昔稱名郡，牧守當今最好官。”特別是《憶江南》詩：“江南憶，最憶是杭州”，“江南憶，其次憶吳宮”等句，傳誦人口。蘇杭二州之所以見重于當時，一方面由于風景之美，一方面也反映中唐以后江南的經濟地位顯著提高。

　　為何稱蘇杭不稱杭蘇？

　　有人說這是詩韻的關系，因為上文是天堂，下文只好稱蘇杭才押韻；如果說“上有天都”，那末下文當說“下有杭蘇”了。這話似乎近理，實不盡然。諺語果然先蘇后杭，就是白居易詩文中凡是杭州、蘇州同時提到的總稱蘇杭，不稱杭蘇，這不是白居易厚蘇而薄杭，而是由于當時蘇杭二州的歷史地位決定的。白居易在杭州做刺史時，曾經有詩比較蘇州、杭州、湖州：“霅溪（湖）殊冷僻，茂苑（蘇）太繁雄，唯此錢塘郡，閑忙恰得中。”范成大《吳郡志》也同意這種說法。

　　白居易詩中寫蘇州的繁雄很具體，如云：“甲郡標天下，環封極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這是當時杭州所不能及的。唐時的杭州基本和明、清的杭州府一般大，唐時的蘇州則包括明、清的蘇州、嘉興、松江三個府；唐時的杭州是個上州，蘇州則是江南唯一的雄州（見《通鑒》文宗太和七年胡三省注）；至于戶口，蘇州于中唐以后一直保持十萬戶，在江南諸州中也是突出的。可見白居易詩中所述，都有事實根據。這也是研究蘇州地區經濟發展史的重要資料。

　　白居易詩中描寫蘇州繁榮的如：“復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揚府（揚州），坊鬧半長安。”“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脈分棹鱗次，里閭棋布城冊方。”說明蘇州城市寬廣，街坊熱鬧，人多，橋多，水多，廟多。詩人心愛的詩稿，除了一部放在廬山、一部放在洛陽之外，并寄存一部于蘇州南禪寺。這又說明在詩人心目中，除了覺得杭州自然風景之美超過蘇州以外，其他方面，蘇州都在杭州之上。當然，杭州比起當時別的州郡還是好得多。可見詩人屢稱蘇杭，不稱杭蘇，有一定的道理。

　　郎瑛認為“上說天堂，下說蘇杭”的諺語，不是唐朝人的話，他認為“杭在唐時尚僻在一隅，何可相并。”這句話只有一半對。唐時杭不及蘇是事實，如以為蘇杭不能相并，那末白居易詩文中蘇杭并稱的有五處之多，這難道能說不是唐朝人的話嗎？我們正因為白居易詩中蘇杭并稱，論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諺語當始于唐，和郎瑛的想法不一樣，和歷史事實是符合的。

　　到了宋朝，蘇州依然繁榮，杭州卻更加繁華起來。蘇轍《讀樂天集戲作》一首說：“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這可以說是為了押韻，他老兄東坡的詩：“那堪黃散付子度，空羨蘇杭養樂天”，還是稱蘇杭。南宋以后，情況大不相同，鄧林初入杭州詩：“游遍江湖未到杭，不知人世有天堂。”鄧林特別強調杭州是天堂，這正是南宋時杭州地位使然。但當時蘇州水稻生產仍是第一流，《吳郡志》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陸放翁《常州奔牛閘記》又有“蘇常熟，天下足”的話。不管是蘇湖也好，蘇常也好，蘇州在宋代的經濟地位仍是很重要的。

　　封建時代的所謂天堂是地主官僚的天堂，對勞動人民來說何嘗不是地獄。不過，封建時代以蘇杭比作天堂，正是反映中唐以后封建經濟發展的新的水平。特別是蘇州地區從唐中葉以后經濟發展很快，一個州發展為三個州府，成為中國封建經濟發展的先進地區，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諺語，其歷史意義也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