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國古代思想的主干，自孔子確立以來，迄今兩千多年，一直被看作是中國文化精神的主要代表和集大成者。從先秦到清代，儒學先后形成四種理論形態。

　　第一個理論形態是先秦時期的古典儒學。

　　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孟子和荀子進一步展開儒家的思想體系。這些儒學的奠基人提出儒學的思想框架，確立基本的理論原則，使儒學初具規模。

　　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一生的志向就是建立一個理想的秩序，使人人遵守“禮”所規定的社會秩序。“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思想為后來的儒學發展奠定了基礎，也規定了基本的致思路向。

　　孔子以后“早期儒家”人物把“仁學”與天道、性命貫通起來，分別從兩個不同角度為孔子的仁學提供了形上學建構。孟子和荀子對孔子思想的發揮和引申，使儒家思想的價值體系取得了不同的發展形態。孟子注重主體自身的道德構造，在思想上偏重“德行”一面。縱觀孟子的主要思想，他從心性角度為儒家思想構筑了人性論的基礎，從“仁心”的“內圣”角度來挖掘；荀子重視外在社會的禮儀之治。荀子的思想在“外王”思路上對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有所推進，為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第二個理論形態是從西漢到唐代的經學。

　　董仲舒等經學大師，借助陰陽五行的思維框架和準神學的形式，論證儒家的基本原則，形成政治、倫理、宗教三位一體的儒學思想體系，使儒家從一家之言上升到意識形態主體的高度，獲得前所未有的思想權威性。儒家思想在西漢漢武帝時期取得了獨尊的地位，從此儒家思想正式成為了官方意識形態。

　　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以傳統儒學為基礎，從天命觀、政治思想、人性論等多個角度為其“天人感應”的神學體系張目，極大地推動了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影響，使得儒家地位從政治地位上戰勝了其他諸子。但是，向神學發展的另一個傾向是導致入學向讖緯之學跌落，從而背離先秦儒家的理想那個主義。

　　第三個理論形態是宋明理學。

　　兩漢后，北宋前，由于戰爭、五胡亂華及佛教大昌，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士人精神受到嚴重的挑戰。道家、佛家與儒家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各自構成對中國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影響，其中以儒家思想最為式微。當時儒學雖未失去對中國社會之影響，但其對中國社會的組織力量與凝聚力量也一直處于衰微之勢。儒學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已不足以構成中華民族內在的精神統一力量。

　　直至韓愈大倡“文以載道”，后經北宋三先生之發韌，中經周張二程之努力，終以朱子為集大成者，重新確立了儒學在中國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王陸等理學家出入佛老，借鑒佛、道兩家的理論思維成果，采取哲學的形式論證儒家的基本原則，形成以三教合流為特征的儒學思想體系，使儒學獲得較強的理論性。

　　朱熹是理學發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北宋哲學家程顥、程頤的思想，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客觀唯心主義的理學體系，后人稱之為程朱理學。明中葉的王陽明反對朱熹把心與理視為兩種事情的觀點，創立與朱熹相對立的主觀唯心主義理論——心學。

　　第四個理論形態就是清代的樸學。

　　清代顧炎武、閻若璩、戴震等考據大師，舉起“新漢學”的旗幟，為了避開宋明理學的誤區，他們懷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重新詮釋儒家經典，重振儒家經世致用的學風。弘揚儒學的歷史主義精神，喚起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他們十分重視儒家經典的研究，喜歡做扎扎實實、樸實無華的學問，故而后人稱他們的儒學為樸學。他們要求學術獨立，要求儒學非意識形態化，已經觸摸到近代思想啟蒙的門檻了。清代儒學家從內容到形式都對傳統的儒學作了再整理、再加工，取得了令人欽佩的學術成就。但是，他們所處的時代畢竟接近了尾聲，所以，無論他們如何努力，也無法使儒學再現往日的輝煌了。

　　當代新儒學

　　1840年以后遭受到一定程度的否定，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左傾路線的影響，儒家文化在大陸上遭受到近乎毀滅性的打擊。20世紀以來，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需求，復興儒家文化思想，學者們通過反思中西文化的差異，在探討儒學與現代化的關系中，對儒學思想進行新的詮釋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