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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學子們?nèi)胧艘郧埃话愣歼^著艱苦的讀書生活。正所謂“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黑發(fā)不知勤學早，白首方悔讀書遲”（顏真卿《勸學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這樣的觀念在唐代是很正統(tǒng)的。當時的書生都是自幼拜師求學，要讀的書很多：先是讀《孝經(jīng)》《千字文》來認字（《三字經(jīng)》《百家姓》為宋人所作），然后通《五經(jīng)》，還要讀各家的注解，比如讀《春秋》，就要《公羊》《谷梁》《左傳》都讀，唐時《二十四史》已經(jīng)陸續(xù)有了前十幾部了，也都要熟悉，數(shù)量是很大的。
唐人奮發(fā)讀書的地點有所不同，他們喜歡在山林或寺廟中讀書。根據(jù)考證，劉長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讀書；李紳在無錫惠山寺讀書；溫庭筠、杜牧、杜荀鶴都曾在廬山讀書。山里面清靜，環(huán)境好，可以陶冶情操，誘發(fā)詩性。
深山藏古寺，唐代讀書人有與僧人交往的習俗，很多僧人都很有學問，可以與之切磋。同時，寺中的藏經(jīng)樓往往有很多藏書，比市坊上還要齊全。唐代寺廟擁有大量的地產(chǎn)，經(jīng)濟實力比較雄厚，僧人們也樂于讓讀書人在里面白吃白住，寺廟里每天多一個人和僧人們一起食素，算不上什么開銷。唐詩中多見描寫風景和寺廟的佳句。唯一倒霉的是詩人王播，他曾經(jīng)寄居揚州木蘭院中讀書多年，以至于和尚們在吃飯時都不告訴他。后來王播發(fā)達了，特意回到木蘭院，在墻壁上題了兩首詩來諷刺和尚們的勢利。
當然，這只能算自習，而真正的讀書，還是要進正統(tǒng)學校的。
大唐是正統(tǒng)的王朝，必然是以儒學為正統(tǒng)的朝代。正統(tǒng)的朝代，正統(tǒng)教育必然發(fā)達。大唐儒學分為官學和私學，中央、各省、各地都有官學，民間還有富戶興辦私學。官學號稱“六學二館”，六學指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隸屬于國子監(jiān)；二館指弘文館、崇文館。這都是大唐的最高學府。官學的教師編制，有博士，助教，直講，典學。老師多，管老師的人少。在官學里也有旬假，十天放一天；也有各長達一個月的寒暑假，叫田假和授衣假，分別是農(nóng)歷五月和九月，在莊稼成熟收割和準備越冬衣服的時候放。
官學是有級別要求的，如國子學只招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弟，太學招五品以上，四門學招七品以上，弘文館和崇文館招皇親國戚，若是“八品以下及庶人通其學者”，只能進書學、算學、律學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是大唐延續(xù)魏晉風貌的一面。
其所學的教材，是儒家的“正經(jīng)”加“旁經(jīng)”，正經(jīng)分為大經(jīng)、中經(jīng)和小經(jīng)，這大小居然是按照篇幅來分的。大經(jīng)是《禮記》《左傳》，學三年；中經(jīng)是《詩經(jīng)》《周禮》《儀禮》，學兩年；小經(jīng)是《周易》《尚書》《公羊》《谷梁》，學一年。凡是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的學生，課程是可以選修的。凡是學二經(jīng)的，必須選一大經(jīng)一小經(jīng)或兩中經(jīng)；學三經(jīng)的，必選大、中、小各一經(jīng)； 學五經(jīng)的，大經(jīng)必須全學，其余中、小經(jīng)各一種，比現(xiàn)在大學選修課還細致。旁經(jīng)是《孝經(jīng)》《論語》，絕不是不重要，而是唐王朝以孝治天下，并由孝推廣至對國家的忠。官學選課如此細致，玄宗作《孝經(jīng)》注解，唐王朝于開成年間雕《開成石經(jīng)》，都是對儒學的重視。
但弘文館、崇文館中對學生的要求不如六學中高，僅要求“試取粗通文義”即可。粗通文義是什么水平？《大唐六典》載：
弘、崇生習一大經(jīng)、一小經(jīng)、兩中經(jīng)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記》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取粗解注義，經(jīng)通六，史通三。
“經(jīng)通六，史通三”，這在唐朝也只能算個普通的讀書人吧。
讀書人也是要找工作的，既是為解決生計，也是為實現(xiàn)他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讀書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而做官的途徑僅僅有三種：推舉、科舉、從軍。古代交通遠沒有現(xiàn)在這么發(fā)達，很多來京趕考的舉子一路上騎不起馬或驢，都是走著來。如果家在巴蜀甚至嶺南，那路上要走兩三個月，來回就是五六個月，這樣到家待不了倆月又要出門，他們索性在長安不回去了。長安城里長年都寄居著趕考的舉子們。
隋唐以前選拔人才都是通過推舉制度，從漢代開始就舉孝廉，但這樣能選拔的人才畢竟是極少數(shù)名氣很大的人。李白就是因寫詩名氣太大而直接被召入宮的，但更多的人還是要通過考試。如果沒有科舉制度，那么做官還會像魏晉南北朝那樣，“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唐代的科舉主要分為明經(jīng)和進士兩科。明經(jīng)科主要考儒家經(jīng)典，這一科考的往往是人的記憶能力，考生能背書就行，考上了也只能擔任一些文職小官。整個唐朝“重進士，輕明經(jīng)”，一般有抱負的人都不屑于考明經(jīng)。詩人元稹是明經(jīng)科出身，為此他一生都被人詬病。
進士一科在初唐時要考策論，中唐開始加考帖經(jīng)、詩賦，考詩賦的時候會限定題目、字數(shù)和韻律，這樣能讓考生展示才學。后來考試越來越看重詩賦，其他的都不重要了。科舉太難考的一個原因在于：錄取人數(shù)太少了。包括“詩圣”杜甫在內(nèi)的很多大詩人，一生都沒考上進士。唐代報名參加科考的人多達數(shù)千，但每一科也就錄取二三十人，平均錄取率為百分之一二，而明代的平均錄取率大約為百分之八點五，清代中后期的錄取率大約為三十分之一。因此唐代有“三十老明經(jīng)，五十少進士”一說，即考明經(jīng)科三十歲就算老的，而考進士五十還算年輕。在發(fā)榜的前一晚，舉子們都異常緊張，幾乎沒有人能夠安睡，不是在酒肆里喝得大醉，就是去長安的平康里找妓女。《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的情景，早在唐代就埋下了根苗。
在唐天復元年（公元901年），有五位年齡很大的考生同時中舉，其中曹松五十四歲，王希羽七十三歲，劉象七十歲，柯崇六十四歲，鄭希顏五十九歲，五個人加起來有幾百歲，時稱“五老榜”，也不知是贊揚還是諷刺了。在清代編輯的《全唐詩》中，還把曹松的年紀誤記為七十一歲，是嫌他中舉時還不夠老。不過，曹松倒是有一句詩傳世：“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出自他的《己亥歲》。
即便是這樣考，很多人也是考不上的。詩人常建有一首《落第長安》：“家園好在尚留秦，恥作明時失路人。恐逢故里鶯花笑，且向長安度一春。”這意思是，我沒考上，在這圣明的時代考不上進士真是恥辱啊。我要是回了老家，花草樹木連帶小鳥都要笑話我，忍了，不回去了。看來常建的運氣，確實不大好。錢起在落第后寫過一首《長安落第》：“花繁柳暗九門深，對飲悲歌淚滿襟。數(shù)日鶯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傷心。”含義與常建的詩近似，就像一對難兄難弟在隔空唱和一樣。開元十五年，常建終于同王昌齡一起中舉，有“大歷十才子”之稱，但平生仍不得志，長期隱居山林，只做過盱眙尉這樣不大的官。而盱眙這地方，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一個小龍蝦的盛產(chǎn)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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