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即將到來，如今吃月餅已經是家常便飯，那么跟著古建中國的小編一起去看看民國時期老百姓能不能吃的起月餅！下面這張圖是這是1933年中秋期間廣州知名餅店陶陶居印制的小冊子。

　　打開這本小冊子，回到八十多年前的廣州，看看當時的月餅售價如何。

　　《陶陶居月餅錄》里面有一張《癸酉中秋月餅價表》，抄錄如下：

　　陶陶可觀月，每盒5元

　　七星伴月，每盒3.2元

　　陶陶居上月，每盒2元

　　桂子蟾蜍月，每盒2元

　　四黃蓮蓉月，每盒1.3元

　　蟹黃蓮蓉月，每盒1.4元

　　核桃燒雞月，每盒1.4元

　　冬菇鴨腿月，每盒1.2元

　　雞油雙黃月，每盒1.2元

　　金風臘腸月，每盒1.2元

　　銀河夜月，每盒1.1元

　　西施醉月，每盒1.1元

　　金腿香月，每盒1.2元

　　金銀叉燒月，每盒1.1元

　　精品蓮蓉月，每盒1元

　　鮮奶椰蓉月，每盒1元

　　五仁上甜月，每盒9毫

　　什錦上咸月，每月9毫

　　杬仁棗蓉月，每盒9毛

　　南乳香肉月，每盒9毛

　　蓮子椰絲月，每盒9毫

　　杬仁鳳凰月，每盒9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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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心的朋友對照本文插圖，可能會提出疑問：咦，不對啊，“七星伴月”明明寫的是“丨二元”，“四黃蓮蓉月”明明寫的是“丨三元”，“冬菇鴨腿月”寫的是“丨二元”，“蟹黃蓮蓉月”與“核桃燒雞月”寫的都是“丨×元”，另一張圖上的“南乳香肉月”、“杬仁鳳凰月”、“杬仁棗蓉月”，價位都是“每盒文毛”，并不是“每盒9毛”?。?/span>

　　實際上，這是舊社會比較流行的一種數字書寫方式，“×”表示“四”，“文”表示“九”，當一個數字既有整數又有小數時，就用阿拉伯數字或者豎杠來表示整數，用大寫的數字表示小數。三個豎杠和一個“二”，就是3.2；一個豎杠和一個“三”，就是1.3；一個豎杠和一個“×”，就是1.4。如果我們不了解這種書寫方式，那就會得出錯得離譜的結論，誤將一元零幾角一盒的月餅當成十幾元一盒，誤將三元零幾角一盒的月餅當成一千多元一盒。

　　好，現在搞明白了價目表上的數字，我們基本上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在1933年的廣州，陶陶居推出的二十多款月餅，最便宜賣到0.9元一盒，最貴賣到5元一盒，平均售價是1.5元一盒。

　　當時廣州的月餅，一般四個裝一盒，一盒剛好一斤。這種斤比現在的市斤稍微大一些，現在一斤是500克，那時候一斤將近600克（現在臺灣菜市場的臺斤也是將近600克）。有的商家為了吸引顧客，會把月餅個頭做大，一盒月餅做到一斤四兩重，但仍按一斤去賣，俗稱“加頭”。同時還有個頭特別大的月餅，一個頂普通月餅好幾個，旁邊再放七個小月餅，裝到一個盒子里，稱為“七星伴月”。這種包裝的月餅份量足，價格自然比較貴，例如陶陶居的普通月餅每盒只賣1元左右，而“七星伴月”則賣到3.2元一盒。另外還有一款“陶陶可觀月”，每盒5元，比“七星伴月”還要貴，應該是很高檔的月餅。

　　現在我們訂購高檔月餅，譬如說某個品牌的鮑魚月餅和冰激凌月餅，一盒不到一公斤，要價可達千元左右。八十多年前的廣州陶陶居最高檔的月餅才賣5元一盒，難道是指5塊大洋一盒嗎？

　　其實不是。從1912年到1935年，廣州流通最廣泛的貨幣不是大洋，而是毫洋，所謂5元一盒，指的是毫洋5元。

　　大洋包括很多種。那些印著袁世凱頭像的“袁大頭”、印著孫中山頭像的“孫小頭”（有的地方稱為“孫大頭”），以及來自墨西哥的“鷹洋”、來自香港的“港洋”、來自英國的“站人洋”，以及清末鑄造的“龍洋”，大小差不多，重量差不多，含銀量差不多，購買力也差不多，它們統統都被叫做大洋，在華北地區、中原地區和江浙地區都很受歡迎。

　　毫洋不同于大洋，它是清朝末年廣東造幣廠鑄造的銀幣，面值只有兩角，時稱“雙毫”。進入民國，又鑄造了面值五角的“五毫”、面值一角的“單毫”、面值五分的“半毫”?？偠灾@些銀幣或者鎳幣（半毫屬于鎳幣）的面值都不足一元，統稱為“毫洋”。

　　理論上講，10枚單毫或者5枚雙毫應該與1枚大洋等值，但是毫洋含銀量偏低，需要12枚單毫或者6枚雙毫才能兌換1枚大洋。上世紀二十年代，滇系軍閥和桂系軍閥入主廣東期間，改鑄的新毫洋含銀量更低，需要16枚單毫或者8枚雙毫才能兌換1枚大洋。

　　換句話說，毫洋沒有大洋值錢，沒有大洋的購買力強，一塊大洋能買的東西，毫洋要花一塊多。按照1933年10月廣州市面上的兌換標準，大洋100元可換毫洋128元。

　　不過跟現在的人民幣相比，毫洋肯定還屬于貴重貨幣。據1933年署名玉昆的一篇調查報告《廣州近郊的農村生活》記載，1931年用5.2元毫洋能買100斤大米，1932年用4元毫洋能買100斤大米，1933年用4.2元毫洋能買100斤大米。照這個標準估算，毫洋1元至少相當于現在人民幣70元。

　　前文說過，在1933年中秋，陶陶居月餅每盒平均售價1.5元，折成人民幣大約是100多元。高檔月餅“陶陶可觀月”每盒5元，折成人民幣大約是五六百元。

　　單靠糧食價格來換算，肯定很不科學，要想搞清楚民國的月餅是否很貴，我們還要了解一下當時老百姓的收入是什么水平。

　　1934年9月，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調查處出版《廣州工人家庭之研究》一書，該書記載了1933年廣州勞工的月薪狀況：

　　熨衣女工每月1元到5元（毫洋，下同）；

　　裁衣女工每月11元到15元；

　　紡織女工每月11元到25元；

　　電機修理工每月46元到50元；

　　糕餅師傅每月21元到31元；

　　飯館學徒每月1元到5元；

　　飯館廚師每月10元到60元；

　　工廠司機每月41元到50元；

　　車床技工每月10元到40元；

　　自來水廠水管工每月40元到60元；

　　建筑工人每月25元到40元；

　　油漆工每月35元到45元；

　　碼頭力工每月6元到30元；

　　廣州市區總人口104萬，其中勞工大約73萬，多數家庭每月總收入在15元到50元之間。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底層勞工不吃不喝，一個月的薪水只夠買一盒到幾盒普通月餅；技術工人收入高一些，但是一盒售價5元的高檔月餅也能占到他們月薪的好幾成。假如這些勞工家庭為了過一個歡樂的中秋節，硬要去陶陶居買幾盒高檔月餅的話，那他們很可能要把全家人的薪水全部花出去。

　　還有一組數據，出自1935年廣州市社會局頒布的《廣州市平民生活調查》，說的是超過93%的勞工沒有買房，住在工廠或者租房居住，他們每月的租房開銷在2.9元左右，相當于陶陶居的兩盒普通月餅。當時廣州市內有政府開發的少量勞工住宅，相當于現在的廉租房，單人式房間每月租金0.8元，家庭式房間每月租金4元，水電費均已包含在內，不另收取。也就是說，在陶陶居買一盒最便宜的月餅，可以在廉租房社區里租一個月的小單間；買一盒最昂貴的月餅，則超過一個家庭在廉租房社區租房一月的全部開銷。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民國時代肯定有很多很多窮人買不起月餅，或者只能去普通餅店買最便宜最難吃的月餅。

　　1936年第37期《民生》雜志上刊登了一篇題名《月餅和水》的評論，該文有一句話，我覺得絲毫沒有夸張。這句話是這么寫的：“月餅不過是有錢人家的一種應時點綴品。”

　　那么誰是“有錢人家”呢？當然是富商、官員和教師。從1912年到1937年，是中國歷史上教師待遇最為豐厚的時期，廣州公立中學教師的月薪可以達到90元到120元，魯迅在廈門大學教書時的月薪是300元，后來他收到中山大學的聘書，開出的條件是月薪280元。像魯迅這么有錢的教師，月餅可以隨便買，吃到吐都吃得起。

　　不過到了1937年以后，隨著通貨膨脹的不斷加劇，隨著法幣的飛速貶值，教師的實際收入在不斷下滑。到了抗戰勝利前后，往常雇得起廚子、保姆、聽差和人力車夫的教師，已經被人力車夫看不起了。

　　最后請允許我再做一個總結：民國時代有它美好的一面，月餅款式非常豐富，商家促銷也非常誘人，連月餅的名字都取得又萌又高雅。但是這一切都與廣大底層百姓沒有關系，他們吃不起。即使是收入曾經非常豐厚的教師，到了民國后期也吃不起月餅了，哪像我們今天，無論多么精美的月餅，絕大多數朋友都吃得起，而且都已經吃膩了。

　　不知道大家對我的總結有何看法，如果認同古建中國的小編，那么就一起珍惜現在和平環境與科技飛躍給我們帶來的美好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