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王光堯《明代宮廷陶瓷史》的考證，明王朝在洪熙元年派中官張善之在饒州督造“御用器”，這標志著御窯廠在景德鎮的正式成立。至成化初年，成化帝下旨停止了處、饒二州為宮廷燒造瓷器，后來再復燒時，獨剩饒州一處為御器廠，這就確定了景德鎮作為天下瓷都的地位。

　　此后，景德鎮瓷業的發展越來越蓬勃，生產規模越來越大。據王光堯先生推算，在萬歷二十五年以后，景德鎮地區20余座青窯所燒制青花瓷器的生產能力為每年約160萬件，這是一個驚人的數量。

　　“天下窯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嘗分守督運至此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之曰：“四時雷電鎮。”時任嘉靖督運官的王世懋（1536-1588），在其《二酉委譚》里的生動描述，大抵是景德鎮的實情。

【清】道光青花繪“御窯廠圖”瓷板（局部）首都博物館藏

　　然而，即便是如此巨大的生產規模，仍然無法滿足明宮廷對瓷器越來越大的胃口。

　　《明史》卷八二《食貨六》記載：“隆慶時，詔江西燒造十余萬。萬歷十九年命造十五萬九千，既而復增八萬，至三十八年未畢工。自后役亦漸寢。”這僅僅是嘉萬之間其中的兩個數字。刊行于萬歷二十五年增補的《江西大志》有記載萬歷五年、十一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均有大造，這不啻是國家財政的一個沉重負擔，而地方社會亦遭受征斂之苦，民力困瘁，時有反抗暴亂發生。

　　萬歷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間，接踵而來的戰爭令明王朝元氣大傷，國庫日漸困絀，再加上監造官員如宦官潘相之流的貪污舞弊、欺上瞞下，御器廠的燒造最終也江河日下、搖搖欲墜。和明王朝一樣，迅速走向凋零衰敗乃至癱瘓。不得已之下，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改征班銀，實行“官搭民燒”。

　　也就是說，御器廠此時已無力完成的燒造任務，可從民窯器中按價擇選入宮。這樣一來，朝廷對景德鎮窯業的管制等于已經放開；終于在萬歷三十六年（1608），景德鎮官窯御器廠正式輟燒。官退民進，民窯至此得以完全擺脫皇權鉗制，進入一個空前繁榮的輝煌時代。

　　根據乾隆四十八年《浮梁縣志》卷五載：“國朝康熙十三年（1674），吳逆煽亂，景鎮民居被毀，二窯基盡圮。大定后，燒造無從……厥后，御器燒自民窯……”可見晚至17世紀后半期，宮廷用瓷仍然是采用“官搭民燒”的形式。

清嘉慶景德鎮全圖

　　萬歷三十六年御器廠輟燒，這是景德鎮陶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標志著民窯開始主導了此后近100年的瓷業繁榮。而此時正值景德鎮民窯窯業開始起飛，外銷與內銷市場的崛起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隆慶元年，海禁開放，民間貿易迅速崛起，中國瓷器是海外市場最受歡迎的商品之一。根據佛爾克所著《瓷器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書中統計，成立于1601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02-1682年間，就從中國運出多達1600萬件瓷器，年均20萬件。這樣的訂單要求，促使了民窯在燒造規模與技術上的相互競爭和不斷改進；與此同時，明末清初江浙一帶因手工業與商貿的發展而誕生的財富階級，也開始享受奢華生活。

　　他們講究廳堂書齋的鋪裝陳設，追求庭院園林的精麗巧構。社會風氣所致，士夫官宦、文人墨客、富商巨賈、乃至寺廟書院，爭相前往景德鎮定燒高級瓷器。導致這一時期瓷器精品佳作數量猛增，過去被御器廠壟斷的優質原材料、先進技術與高級窯工，此時都轉向民窯作坊。龐大的外銷訂單與繁榮的內銷市場刺激了民窯作坊在規模與質量上的雙飛躍，再加上文人雅士們積極參與到瓷器的品鑒推廣、設計制作，使這個時期的瓷器充滿了前所未有的藝術巧思與充沛鮮活的創造性。

明崇禎青花羅漢故事三足筒式爐

　　歐美學者將1600—1700年這近百年的歷史階段稱為“Transitionalperiod過渡期”，這個過渡所包括的不僅僅是從官窯到民窯的轉移過渡，還應該包括了歷史大背景下王朝更迭的轉移過渡，社會小背景里財富、文化與藝術品位的轉移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