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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地理上及自然風土與日本相近，魏晉南北朝時，日本從過去通過朝鮮與中國進行間接交往開始了直接聯系，公元238年使者到魏都洛陽，此后十年間，史載兩國使者往返6次。公元四世紀，不少中國人經由朝鮮移居日本，并帶去不少先進農業生產技術。
對于唐代的中國又或是此時期的日本，外來物品又或是思想對個體而言都具有神奇的吸引力。新奇的外來之物之所以引起當時人們的關注與興趣，并不在于物品或意識形態的高低，而是在于它們對于當時人們思想觀念和想象所產生的強烈影響。誠然，外來物品的物質形態并不可能完全保存下來，或是保存的只有一部分，但它們在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想象力所產生的影響，卻能通過不同方式等媒介的作用而長久地留存下來，從而影響接受這些物品或理念的民族當時或后世的生活與文化，并最成為這些民族本土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于日本而言，唐高祖打敗日本后，日本人祟拜中國文化愈烈。[1]日本共派選了19次遣唐使，還有大批的留學生和僧人等，交流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以及邀請中國人去日本。遣唐使團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文物、書籍，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發芽”。
奈良時代(710-784)正是日本朝野上下著意汲取唐朝文化的時期，此時代的美術受唐代繪畫風格、技法影響較深的緣由之一，從而將之打造成日本美術史上的輝煌時代。每次出海都攜大量經典、繪畫等的鑒真和尚到達日本后，進一步推動日本美術，無論是佛像制作藝術還是日本的雕塑藝術的發展，[2]對后來的平安時代(794-1185)的繪畫也有一定的影響。日本平安時期書界著名的“三筆”，即空海、桔逸勢、嵯峨天皇三人，其中兩人都曾到中國留學。與此同時，也出現“唐繪”和“大和繪”的概念，前者除表示唐時從中國傳入的繪畫外，還表示以中國風土為題材的日本繪畫，以后更指融入了中國的典故風俗、景色的屏風畫和隔扇畫，甚至宋元風格的繪畫，而“大和繪”則是指在“唐繪”影響下成長起來、以日本風土為題材、且具有日本風情的繪畫。[3]
如此的影響主要緣起于兩個途徑，一是日本畫家到中國學藝，二是中國畫家到日本傳授，而間接途徑者則不可勝數。當中，由于佛教的同宗性，平安時代末期中國高僧畫像即“頂相”傳入日本，興起了所謂“傳真畫”。[4]事實表明，南宋梁楷的減筆人物畫有高蹈之氣，抒情達意，啟發了日本僧人畫家的禪畫。而牧溪的《瀟湘八景圖》于南宋末年流入日本。[5]十五世紀中葉，京都五山禪僧中盛行詩畫軸山水畫。周文著意攝取中國南宋和朝鮮李朝山水畫樣式，對日本化的水墨畫──漢畫起了開拓作用。
木宮泰彥的《中日交通史》說：“日本中古之制度，人皆以爲多系日本自創，然一檢唐史，則知多模仿唐制也。”用中村不折和伊勢專一郎的話來說，“中國繪畫是日本畫的父母，不懂中國畫而欲研究日本畫是無理的要求”，[6]留學日本的傅抱石(1904-1965)云：“日本的畫家，雖然不作純中國風的畫，而他們的方法材料，則還多是中國的古法子，尤其是渲染，更全是宋人方法了，這也許中國的畫家們還不十分懂得的，因這方法我國久已失傳。”[7]由此，探求中日繪畫的交流歷史的細節，有著非凡的意義!
宋元時期(960—1368年)是中國封建社會民族融合的進一步加強和封建經濟的繼續發展時期。在王蓮教授新著《宋元時期中日繪畫的傳播與交流》中，可以看到宋元時期中國繪畫對日本的影響的實質就是日本吸取南宋畫風的一個過程。以馬遠、夏珪為代表的南宋院體畫及以牧溪、梁楷、玉澗為代表的南宋禪畫與日本人的審美意識產生共鳴，這說明南宋畫風為什么能成為宋元時期日本水墨畫攝取中國繪畫藝術的最佳選擇，以及牧溪被譽為“日本畫道的恩人”的根本原因!毋庸諱言，盡管牧溪在中國美術史上并非一位重要畫家，其作品雖不如梁楷那么簡練，所繪大多為佛教禪思札接，寓有靜心忘物、四大皆空之思，形象刻劃與寫情傳神俱得，但深受日本僧俗歡迎。
王蓮教授的研究工作可以說是自南京師范大學讀碩士學位時起步的，她對中日美術交流的課題充滿興趣，而且一往情深。其東南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同樣以《宋元時期中日繪畫的傳播與交流》為題。實際上，其研究并沒有在獲得博士學位以后停步，她于在美國作為訪問學者期間，一直重視對此課題相關材料的搜集，充分利用現有的美國、日本等國的研究成果，追索、探究，重新審視其有關中日美術交流的研究方法，以及多方印證學術成果，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學人氣質，彰顯江南文藝研究的意涵，也令其于此方向的研究在視野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提高。
從中國美術史的角度而言，宋元時期中國繪畫的發展的全盛時期，題材廣泛、表現手法豐富、筆墨技巧精純、藝術境界高妙，代表了中國繪畫的高峰。此時期中日繪畫的傳播與交流是中國文化藝術影響日本繪畫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因此王蓮教授的研究很有代表性。研究這一時段的交流與發展狀況，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將有助于我們在新時期的借鑒和運用。學術界對于宋元時期中國繪畫對日本水墨畫的影響尚沒有完整和系統地進行過理論研究，顯然該選題填補了藝術史，特別是繪畫史上的這段空白。無論從繪畫理論研究，還是繪畫發展的實踐上，都體現了作者獨到的眼光和勇氣。
該著從日本水墨畫的源頭、傳播途徑、畫題、語匯、受容等方面深入研究了宋元時期中國繪畫對日本水墨畫的影響，避免了學術研究上的偏頗與單調。該著作的文獻掌握比較充分，一手資料豐富，觀點獨特，其材料引用亦比較全面和準確，這些皆為史學研究之關鍵所在，尤其是對日本原文材料的收集和利用很為用心，顯示了作者較寬的學術視野和利用外文文獻的能力。足見作者的用功程度和較高的學術研究水平，充實和彌補了學術界對這一課題研究的不足，是一本具有極高學術水準和研究深度的著作。
王蓮教授將其博士學位論文重新撰述而成的，由于作者具有了比較高的立意和獨得的視角，其成果已不是考據，而是頗具敘述性和結論性文字的學術性著作，盡管銳度尚有進步余地。這些文字，為讀者展現出日本對中國宋元美術的“受容”情況，予人重新品味這個時代的文化生活景像。同時，為人們認為中日兩國的文化因緣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照。
(作者陳繼春，系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廣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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